1958年，周恩来60周岁。这年的7月23日晚，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家中接待了家乡江苏省淮安县长王汝祥。他拉着王汝祥的手说：“老王，你是‘父母官’，我的心里话对你不隐瞒，我讲个故事你听听，你裁判裁判。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激流中，把船划到了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六十耳顺”的周恩来人生道路上又遇到了一个拐点，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又遇到了一个拐点。

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摆渡人

　　事情的缘由是两年前的反冒进。

　　1956年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已经来到，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高潮也已经到来，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将大大加快，但我国经济一开年就发生了冒进的情况。1月初，一个包含项目更多、指标更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出台了，它要求粮食、棉花产量每年分别以8.7%、10.4%的速度递增，到1967年达到1万亿斤、1万万担。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即在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中引起连锁反应，催逼着他们必须相应地修改原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远景指标，特别是使正在编制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等受到继续加码的严重干扰。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在实际工作中亲身体悟到了这种建设中求快求多的、冒进的、不好的苗头。

　　一开年，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精心筹备着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于1月14日至20日按计划在北京召开。20日，他作会议总结讲话时强调指出：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要盲目冒进的计划；并说国务院即将召集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随后1月30日至2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治报告》；在7日闭幕式讲话中，就有人提出《政治报告》中为什么没有提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他解释说：讲提早完成工业化应慎重。这就是说，工业化比三大改造困难得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没有根据地提，要区别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报告》中说加快速度，但不是提前完成工业化。大家要认识工业化是需要时间和知识的。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再次强调：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很危险。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各部门定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周恩来也想建设得快一点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多，这不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初衷么，但想建设加快，要考虑到完成高指标的困难。他逢会就讲“必须注意实事求是”，重复着相同的观点：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的财力相适应。周恩来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

　　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预算20个亿，与会多数同志反对。周恩来会上“发言最多”，他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

　　6月4日，在刘少奇主持讨论《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因急躁冒进所带来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决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周恩来的主张成为了许多领导人的共识。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刘少奇、周恩来审阅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鲜明指出：“凡是落后于客观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右倾保守；凡是超过了实际的可能性的，就是急躁冒进。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周恩来反冒进开始后，经济建设的现实情况促使他对中国国情进行更深入的理性思考，并对正在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及更远些的12年规划等国民经济框架结构，提出了他的思考与主张。

　　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4条重要意见：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重点建设与全面安排相结合；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正确处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这4条意见都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所吸收。中共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所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我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周恩来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在周恩来等人的极力主张下，1956年的国家预算下调了5个百分点，一股来势很猛的冒进势头被遏制住了。薄一波后来总结说：“如果不采取这些行动，1958年‘大跃进’那样的大灾难，就有可能会提前来。”

　　周恩来从10月开始，在其先后主持的1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检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时，再次强调反冒进。

　　针对当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高指标要再往下压缩的情况，为使自己的思考与提法更准确和更有力度，周恩来让秘书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的一句话的出处。这句话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范若愚找到的出处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周恩来重读经典著作，再次细细体会马克思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有了更深的认识，意识到发展速度应该再放慢一点才好。

　　11月6日，国务院根据国家经委关于1956年经济建设存在规模过大、社会购买力增加过多等问题的报告，发出了《关于严格审查与控制1956年基本建设的紧急指示》，并在此基础上拟定了压低发展速度的1957年经济计划。

　　11月10日至15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他提出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总方针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全会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1957年经济工作方针和控制数字。八届二中全会把我国经济建设放在一个积极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是贯彻落实中共八大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必然结果。这些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

　　1956年，我国经济发展经过反冒进，总的来说还算是健康的。1957年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财政收支增长了，还有节余；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比上一年增长11%；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兼顾。实践证明，周恩来等一线直接抓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反对冒进、稳步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

　　1957年开始的党内整风运动，及后来的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党内政治生活开始不能正常运转。1958年上半年的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1956年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进行了不应有的批判，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离右派“只剩了50米”。反“反冒进”，“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一五’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成功经验，否定了党中央的集体决策。这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跃进’，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这就是“六十耳顺”周恩来所面对的拐点，更是新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拐点。

　　当时周恩来的内心是非常苦闷的：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认为是对的，实践结果也证明了的；但从维护党的团结这个大局来看，他又认为检讨是必须的，反冒进不止他一个人了。他要带头顾全大局！当年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亲睹此事，他回忆成都会议期间的事说：

　　“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做‘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第二天凌晨二时许，……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手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1957年秋到1958年春不断地批判反冒进，导致了“大跃进”。三年“大跃进”，我国在经济上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过高，效益下降，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愈来愈困难，粮食、副食品、生活日用品紧缺。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周恩来被继续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党和人民认为总理还是由周恩来来担任好！紧接着的全国政协第三届一次会议继续选举周恩来担任新一届政协主席。面对“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等不断显现的严重后果，周恩来身上的担子更加艰巨了。

　　1960年8月30日至9月5日期间，国家计委党组4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其中提出整个国民经济和编制1961年计划都“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表示赞同，并且将原有的“整顿”两字改为“调整”，还补充了“充实”两字，从而形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签发的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第一次正式将这八字方针列入其中，并详细阐明了这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和贯彻措施等。

　　从1960年冬开始，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次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又把这八字方针列为国民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受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全党上上下下逐步清醒过来。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指引下，在毛泽东提出“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的号召下，通过调整、调研，全党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开始一个又一个地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等方面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提出新的奋斗目标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4年新中国成立15周年献礼节目是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由周恩来倡议并“总导演”，他先后7次审查节目，曾花费4个多小时给创作、演职人员等讲中国共产党战斗历程。凝聚周恩来和众多专业、业余文艺工作者心血的《东方红》，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10月16日这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东方红》演出，接见参加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又郑重宣布我国原子弹成功爆炸和苏联赫鲁晓夫下台两件大喜事，全场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1964年12月至次年1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四届一次会议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继续当选第四届政协主席和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肯定了1961年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来，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是第一次郑重地向全国人民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成为凝聚、团结、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摆渡人

　　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周恩来忍辱负重，殚精竭虑，苦撑局面，全力维护党和国家的正常运转。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要协助毛泽东清查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和事，中央政治局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1966年开始的“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5年多了，有迹象表明在“急刹车”。

　　此时，周恩来急需做的事情太多了！他首先要解放众多被打倒的革命老干部，共同整顿和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

　　1971年12月26日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机关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周恩来明确指出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12月29日至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在京上层爱国人士座谈会，他会前委托以李富春为首的10位老同志参加和领导各组讨论，并负责解释文件。这是周恩来不失时机地贯彻毛泽东自林彪事件后的指示，让受到林彪一伙打击、迫害的老同志重回工作岗位的开始。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穿着睡衣出席了陈毅元帅追悼会，原由叶剑英致悼词改由周恩来宣读。会前毛泽东在与陈毅亲属交谈中，对陈毅革命的一生做出肯定的评价。他还提出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立即示意陈毅亲属将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先造舆论。

　　1月中旬，毛泽东病危，周恩来立即前往组织救治后转危为安。随后由周恩来领衔共同负责毛泽东的医疗工作。

　　2月5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批示同意李先念、华国锋、余秋里转来的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并报毛泽东批准；之后他再三强调：对引进技术，只能“一学、二用、三改、四创”，即在消化和吸收后，再创新。

　　2月中下旬，周恩来在组织准备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同时，多次与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及毛泽东医疗小组成员研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的治疗。　　

　　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患膀胱癌，但他没有停下脚步。5月29日至6月7日，周恩来起草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报告提纲。6月10日至12日，他连用3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其中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做了严厉的剖析乃至过分的检讨。最后他坚定地表示：“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就1967年5月18日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查抄得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一事，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他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周恩来爱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容不得半点玷污。但他这个小小的期望最后都没能实现。

　　1972年8月起，周恩来对极左思潮这个问题的谈论，变得更集中、系统，力度也更强、更猛。8月1日、2日，他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长篇报告，他强调：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8月4日，周恩来因为劳累过度病情有发展，不得不到北京西郊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

　　根据周恩来8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10月14日《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一组批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即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3篇文章。江青等极为不满，一再追查文章的“背景”，组织批判会和批驳文章。

　　1973年2月，比周恩来小6岁的邓小平突然接到中央通知，要他于近期返回北京。自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的问题。尽管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但在周恩来的斡旋下，最终于3月10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力争的结果。

1973年1月13日清晨6点多钟，周恩来怀抱一大摞文件，从西花厅办公室走回他的卧室。他将文件放在床头边，去卫生间洗漱，准备休息。他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的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了红色，把照顾他生活的当班警卫老张吓坏了。

　　周恩来见到闻讯赶来的医生张佐良，轻声问道：“为什么会有血尿？”张医生询问了周恩来排尿时有没有特殊感觉和不舒服等状况，随后周恩来在张医生的帮助下再次解小便，用玻璃尿壶又接下几十毫升的鲜血，泌尿科临床医生称此为“全程血尿”。

　　从10个月前确诊为膀胱癌到血尿，周恩来一直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着、拖着，此时他遵医嘱正式向政治局请假两周接受治疗，又出于保密等考虑，没让他住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进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可他放心不下，治疗加休息共两周左右时间，便又返回西花厅忙碌起来。

　　4月12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设宴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陪同接见的是6年前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周恩来隆重推出了邓小平！

　　从1973年3月10日第一次接受电灼术治疗到10月下旬又一次出现“全程血尿”，再到1974年3月12日第二次电灼术治疗，这期间中国政坛风云突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周恩来，身心疲惫和憔悴，尽管他心有余而力不逮，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拖着病体拼命工作着、忍受着，奔走于各种会议、接待，飞机、火车上，伏案书写着共和国的指令、批示、规定、要求等。

　　第二次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术后不久，肿瘤再次复发，并伴以大量血尿，原有的冠心病也加重了。在吴阶平领衔的周恩来医疗小组所拟《检查治疗方案》上，周恩来阅改后写下：“……如因病情变化，需要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他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只能保守治疗。医生、护士和警卫人员等，看着在人民大会堂贵宾接待室里等待的共和国总理，因堵塞在膀胱内的稍大些血凝块不容易随尿排出来，他只能用晃动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等办法，想把堵在尿道口的凝血块移动开，或是挤出来，他那痛苦异常的情境，至今还历历在目，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难以释怀。而他一待外宾出现，便又精神抖擞地说着、笑着。

　　5月上旬，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得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或许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医疗组再次请示中央领导人接见听取汇报。

　　“四人帮”一伙却百般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张春桥是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的重要成员。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佑良回忆道：张春桥呷了一口茶，他用右手食指向烟灰缸里轻轻地弹掉一点香烟灰，抬头看了一下东大厅房顶上那些熟悉的图案，用眼睛扫视我们一遍，他语气平缓、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不知道，总理是党、政、军，内政与外交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从现在起，到5月30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5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

　　就这样，6月1日周恩来在接待马来西亚外宾后，被接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一直到他去世。

　　“自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十三次，约四十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十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次，出医院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七次。”这就是晚年的周恩来总理。

　　1975年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进手术室前，他要来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关于“伍豪启事”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躺在平车上的他，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

　　晚年周恩来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周恩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模。”在周恩来这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只有起点，没有终点！“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是周恩来一生的呐喊和写照！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