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湾浅浅的海峡，却将两岸隔开了60多年。60多年来，台海风云变幻，海峡波翻浪卷。变幻的风云后面有人，翻卷的波浪后面有事。从紧张对峙走向和平发展，两岸进入了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当前，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事端，两岸出于民族大义，携手保钓，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让我们透过历史的迷雾，揭开两岸关系60多年来的神秘面纱。

朝鲜半岛战事骤发

美国插手中国内政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此时，中共中央已估计到国民党将把最后的落脚点放在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1月5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明确将蒋介石列为战犯，拒绝以蒋为谈判对手。而国民党党内要蒋介石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人已经看出蒋介石对他们再无多大价值，开始在国民党内物色新的代理人。

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无退路，只有下台。

20天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在写下“冬日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诗句后，黯然神伤地离开总统府，回老家奉化溪口———这个他政治上失意时总要回去的避风港，“归隐”去了。

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这是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抓紧进行军事部署，成立了前线指挥部，由粟裕任总指挥。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1950年的任务就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

1950年6月25日清晨，远东朝鲜半岛，战火硝烟笼罩在北纬三十八度线上空。朝鲜战争爆发了。

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驻远东的空、海军进驻南朝鲜，配合李承晚军队作战。次日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命令美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全力支持南朝鲜军队作战。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紧急决议案：立即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麦克阿瑟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朝鲜战争爆发对已被杜鲁门冷落的蒋介石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

战争爆发的当天深夜10点，国民党台湾当局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发来报告，蒋介石这才较为详细地了解到朝鲜战争的情况。“邵大使”还在报告中分析：

韩战（朝鲜战争）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中共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这正是蒋介石最希望看到的一幕。

战争爆发的当晚，蒋介石收到了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的求援急电。麦克阿瑟也致电蒋介石，询问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兵援助南朝鲜军队，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可能性。

对此，蒋介石自然是求之不得，当即向李承晚致电声援，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

蒋介石摩拳擦掌、枕戈待旦，美国人却让他吃了闭门羹，杜鲁门谢绝了蒋介石的请求。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空军第十三航空队进驻台湾，公然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严正指出：“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同日，周恩来也发表严正声明：“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不能改变，我国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以后，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重点由东南转向东北，解放台湾的计划被迫搁置。

中共调整对台政策

两岸尝试谋和努力

随着朝鲜半岛的硝烟散尽，蒋介石第一次“反攻大陆”的美梦彻底破灭了。

在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缓和的趋势下，中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松动的迹象，而美台之间的矛盾却逐渐暴露。台湾岛内相继发生了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加上美国对“台独运动”的支持，台美矛盾进一步激化。特别是后来发生的刘自然事件，导致数万人举行反美示威大游行，捣毁了美驻台“大使馆”，反美怒潮蔓延台湾岛。

据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5年３月，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的问题。

这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开始进行重大的调整。

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万隆会议。

临行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决台湾的行动。并表明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与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

中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同时也促使美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

美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愿意同中共举行双边会谈。

后经英国穿针引线，中美两国开始了日内瓦会谈。从同年8月1日开始，中美大使级谈判在华沙举行。到1970年1月20日，中美两国前后进行了135次会谈。

纵观长达16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等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对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到了积极作用，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

在此有利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对台政策，在未放弃武力解放的同时，强调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不失时机地对台湾当局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和平攻势。

    1955年6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表示，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国务院会议上指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

随后，他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5月12日，周恩来会见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程思远时指出，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国共两党仍然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争取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10月1日，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国民党现在霸占着台湾，我们又提出合作，合作了两次，为什么不可合作第三次！”并当场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12月6日，周恩来在印度马德拉斯答记者问：“蒋介石和他的集团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愿意看到中国人之间永久分裂。这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而且最后会回到祖国来的原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尽一切力量来促成台湾的和平解放的原因。”

    3天后，周恩来在印度加尔各答再次重申了中国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并且在努力争取蒋介石。如果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蒋介石就有了贡献，他可根据自己的愿望留在中国任何地方。

当一位记者问中共是否给蒋介石一个部长职务时，周恩来笑答：“部长太低了。”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为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盛大酒会。

周恩来笑着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

“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儿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

为什么选择蒋介石？因为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方面，是绝对不含糊的。

   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提出后，立即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好评。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号召台湾军政人员，“应早日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为实现伟大祖国的完全统一而立功”。

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国民党元老章士钊先生，主动请缨，要到香港找过去的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经慎重考虑，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中共中央还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国共实现第三次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信的结尾写道“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深深表达了中共领导人欢迎蒋介石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的诚意。

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到香港会见了许孝炎。

许孝炎名为《香港时报》负责人，实则是台湾当局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化宣传工作的。他与章士钊不仅是同乡，而且在抗战时期同为国民参政员，交往甚密。此次香港重逢，二人分外亲热，感叹不已。

章士钊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给蒋介石。

事关重大，许孝炎不敢怠慢，当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奔“总统府”，亲手把信交给了蒋介石，并详细汇报了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

蒋介石听后，又拿着信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口中喃喃念道：

“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随后长时间沉默无语……

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呼吁，蒋介石虽再三宣称“中共的和谈呼吁不过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是“统战诡计”和“宣传诡计”，并疯狂叫嚣“台湾绝不会妥协，坚决反共到底”，要“反攻复国”、“扫除共产主义”，但私下里，他又不能不面对现实有所考虑。

蒋介石看不到反攻大陆的希望，而中美在华沙的谈判又令他大为恼火。美国人究竟要干什么？为什么中共会提出和平解决台湾呢？蒋介石越想心里越不安，于是决定探探中共的底细。

1957年初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把许孝炎从香港召回台北问话。

“你对中共最近这段时间的和谈宣传有什么看法？”蒋介石开门见山。

许孝炎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以为这正如总统所说，是中共的统战诡计和宣传诡计，我们已经在报上给予了揭露和批驳，提醒国人勿为中共的花言巧语所迷惑……”

“这只是一方面。”蒋介石似乎并不满意，打断了许孝炎的话，然后微微一笑，“我打算派人去北京走一趟。”

许孝炎大吃一惊，不知“老头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哪敢再发表意见。

还是蒋介石打破了沉默：“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了解中共的真正意图何在，我们就难以针锋相对地制定出对策。与其在此猜测推断，不如派人去北京实际了解一下。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反共的国策有所改变，而是我们与中共斗争的一种策略和手段。”

许孝炎依然一头雾水，想不通蒋介石何以把自己召来商议此事。

“我考虑去大陆的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如此即使泄漏出来，也不会授人以柄。所以，这个人要在海外选择。这个人不能在政府里挂有职务，但又必须是忠于国家的，而且能为中共所接纳。你对海外的人士比较熟悉，看看派谁去合适？”蒋介石又向许孝炎发问了。

直到这时，许孝炎才恍然大悟，弄明白蒋介石的意图。他认真地考虑了一会儿，提出了三个人选：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文和“立法委员”宋宜山。

蒋介石沉吟片刻，说：“好，你立即与他们联系，最后把确定的具体人选报来。事情要秘密进行。”

许孝炎回到香港，立即着手进行联系：童冠贤拒绝这一使命，而陈克文和宋宜山均表示愿意接受。

最后，蒋介石拍板选中了宋宜山。

宋宜山，湖南人，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党校，是蒋介石的学生。后被国民政府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他曾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到台湾后任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等职。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宋宜山去执行这一特殊使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宜山对党国特别是对蒋介石忠贞不二；其次，宋宜山身份比较灵活，官职较轻。另外，宋宜山的胞弟、号称“鹰犬将军”的宋希濂，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万一被外界发现，可说是去探亲；最后，宋宜山与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章士钊等同为湖南人，对话比较方便。

这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经广州乘火车秘密抵达北京。

宋宜山的到来，无疑给和平解放台湾带来希望。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了他。随后，统战部长李维汉作为中共代表，与宋宜山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协商。

两个星期后，宋宜山悄然返回香港。

根据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宋宜山写了一份长达1.5万余字的书面报告交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

报告送上去后，蒋介石越看越生气。不等看完，他就猛地往桌子上一摔，大骂：“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

蒋介石当即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留在香港算了，以后“立法委员”的薪水会按时寄去。

此时，另一个人物出现了。他便是愿意在两岸主动搭桥的“和事佬”———曹聚仁。

曹聚仁，1900年生于浙江兰溪，字挺岫，号听涛，著名作家、记者和文史学家。他一生结交了许多大人物，据说“中国当代的有名人物，只要榜上有名的，几乎都认识”。

1956年7月1日，旅居香港的曹聚仁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秘密返回大陆。16日，周恩来在颐和园听鹏馆宴请曹聚仁，陈毅、邵力子、张治中等作陪。

席间，曹聚仁询问周恩来：“你许诺的台湾‘和平解放’的票面里能有多少实际价值？能否兑现？”

“当然能兑现。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中国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10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单独约见曹聚仁。

据曹聚仁回忆：“毛氏代表着东方民族的坚强有志气的性格，是个史无前例的伟大人物”。

至于谈论的内容，至今仍属国家机密，无法知晓，只知双方谈得非常融洽、友好。会谈结束后，毛泽东步出居仁堂亲自送他上车。

正当曹聚仁忙得热火朝天之时，东欧相继爆发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公开分歧，共产主义阵营出现动荡。

不甘寂寞的蒋介石又想借机浑水摸鱼，大肆叫嚣“反攻复国”的时机到了，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反应异常冷淡，曹聚仁自然被冷落了。

蒋介石囿于一党私利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关键时刻执迷不悟，放弃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两岸关系再度恶化，最终导致了1958年“八二三”金门炮战。

中美建交破冰

台岛孤悬海上

大陆、台湾之间“默契配合”的金门炮战后的十几年，两岸基本上风平浪静。

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急剧分化和重新组合，给处于胶着状态的两岸关系带来了新的变化。

国共两党展开了新一轮的角逐，与以前大相径庭的是角逐方式由战场上的你死我活，转到国际舞台上的针锋相对。

影响国共两党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新角逐的重要因素就是美国。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和缓解危机的需要，立即着手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在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对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进行了重新审视、估量和调整，其中首要的便是对台湾问题有重大影响的中美关系。

1971年3月底，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无疑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巨大的历史转变契机。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亲自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尼克松完全没有料到，打破美中外交坚冰的竟是小小的乒乓球。他立即批准接受邀请。

在中美关系史上，这是一个举世震惊的重大事件，不同国度、不同观念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约而同地为这一举动而喝彩、而倾倒。

周恩来以他高超的外交手腕，改写了中美两国的关系史。

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队被作为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在北京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14日下午，周恩来破格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郑重地宣布：“现在，门打开了。”

尼克松无疑是美国历史上那种善于审时度势、顺乎时代发展潮流、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在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的当天，他就发表了一项包括迅速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签证等5项决定。

美国对中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封锁大堤终于一块一块地崩塌了，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了。

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秘密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必要的准备和安排。

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尼克松乘坐的专机飞越太平洋，平稳地停在北京西郊机场的候机楼前。舱门开了，尼克松与夫人帕特走出舱门，向舷梯下走来。

当尼克松下梯走到一半时，周恩来开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报以鼓掌。

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伸出了右手，周恩来站在原地亦做出了握手的准备。一步！二步！三步！尼克松迈着大步子，与周恩来握手了。这一次划时代的握手，足足持续了一分钟。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14时40分，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了毛泽东那间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的书房。

毛泽东高兴地与尼克松握手，笑眯眯地望着这位年富力强的总统，不无幽默地说：“我们的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你来。”他挥动了一下那足以扭转乾坤的手，继续说，“他叫我们共匪。”

尼克松问：“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听完翻译的转述，笑了。坐在一边的周恩来答道：“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只不过是互相骂骂而已。”

   毛泽东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这三位历史伟人在谈笑之中对他们过去的恩恩怨怨作了白描般的勾勒，尼克松以他明智的举止，博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好感。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晤。但却是在幽默戏谑与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的随意的谈吐中暗示出来。基辛格后来把这次谈话比喻作瓦格纳歌剧的序曲，需要加以发展才能显示出它们的意义。

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多次艰苦的会谈，最终达成了共识。

2月27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公布了两国《联合公报》，史称“中美上海公报”。

在“公报”中，美国第一次公开正式承认：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也是台湾海峡角逐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当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与周恩来双手紧握的场面，蒋介石无奈地写下“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八个大字。

中美关系这一崭新的变化，被台湾学者称为“尼克松震撼”，它在台湾造成的冲击和不安，唯有1949年蒋介石逃台之始的困境可相比。由于美国的“抛弃”，台湾一夜之间变成了国际孤儿，岛内民众和官员为此颇感恐慌，大有世界末日来临之感。

在国际局势纷纷变幻的大背景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与之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多，并于1971年10月25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台湾当局孤悬海上，势力微薄而前途渺茫，暗淡无光，其代表也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被驱逐出去，陷入到古道西风的凄凉境地之中。

1975年春节前后，回台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接受蒋秘密使命，经秘密渠道向中共发来了邀请毛泽东访问台湾的信息。毛泽东反应了，他曾对二度复出担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没等共产党回音，陈立夫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遗憾的是，蒋介石还没等到回音就永远地走了。

1975年4月5日，清明节，中国人悼念亡者的传统节日。子夜晨钟响起前的10分钟，蒋介石衰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蒋介石带着遗憾走了。他把自己的梦想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伤悲的梦。

   1976年9月9日零点10分，毛泽东在49年前打响秋收起义枪声开始井冈创业的时刻合上了他生命的传奇书卷。

中国半个世纪的两位主笔人以各自的方式留下遗愿而去了，把统一留给了后来人。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

蒋经国开放赴大陆探亲

蒋介石死了，他的时代结束了，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

几乎与蒋经国出掌台湾大政的同时，邓小平也第三次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层。

半个世纪前，邓小平与蒋经国曾同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如今两位老同学又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台湾海峡成了他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国共两党的海峡角逐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展开他凌厉的和平统一攻势，不停向台湾当局发起冲击。蒋经国则顽固坚持反共拒和立场，勉力自保。美国人也或明或暗地介入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来，从而上演了一幕幕无声胜有声的历史性活剧。

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海峡两岸紧绷了20多年的神经开始放松，虎视眈眈的对抗逐渐消失。

1979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怀念的日子，也是台湾海峡国共角逐历程中的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就在这一天，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宣布终止《美台共同防御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倡导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政治声明，标志着对台方针政策又作了重要调整。

原国防部长徐向前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和生活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邓小平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上说：“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后来被称为“叶九条”)方针政策。“叶九条”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新时期对台方针政策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如果说《告台湾同胞书》确定了新时期中共“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的话，那么“叶九条”则是对这一大政方针的具体化，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已经形成了完成国家统一的根本方针──“一国两制”的基本构想，这表明“和平统一”已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重大决策。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后来被称为“邓六条”)。

“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一国两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中国”、两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谈判以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邓小平创造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基本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的根本方针，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

面对中国共产党人全方位和谈的政治攻势，看着如日东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壮大，蒋经国不得不调整对大陆的政策策略，即放弃“反攻大陆”的口号，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

和平的曙光悄悄地降临海峡上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蒋经国的“三不”政策越来越行不通。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岛内要求开放大陆探亲的热潮空前高涨，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震惊两岸的“华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时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货机缓缓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机身上，赫然标志着台湾“中华航空公司”几个大字。飞机在宽阔的跑道上停稳，机门打开，机长王锡爵从舷梯上走了下来。刚刚得到消息的当地有关负责人正好赶到，心情激动的王锡爵一见到他们，便迫不及待地说：“我要和家人团聚，我要求到祖国大陆定居。”

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峡两岸的“华航事件”。然而，这一举动的意义，还远远不限于驾机到大陆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团聚，而是由此之后，在两岸沟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永载史册的“华航模式”。

进入80年代后期，蒋经国身体日渐衰弱，他感到来日无多。在大陆对台政策的感召下，在岛内民意特别是台湾老兵要求回家探亲的压力下，以及台湾记者首次赴大陆采访的推动下，蒋经国下决心要“向历史交代”，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

1987年初，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奉命集中有关部门开会研讨开放大陆探亲案。据台报称：国民党内反映不一，保守气氛浓厚，阻力大。研讨的最后结果是，“准出不准进”、“条件从严”，使有资格到大陆探亲的人减到最少为好。马树礼将此研究结果上报给蒋经国后，蒋经国极不满意，立即要求马树礼再组织研议。此时已是四五月间，国民党全力从事解除“戒严”的研究工作，马树礼分身乏术，后来又为去留问题煞费思量，事情暂时耽搁下来。

    7月份马树礼去职，李焕接掌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策划开放大陆探亲案，并很快订出了原则方案。

在研讨过程中，出现了两派意见。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把开放探亲看作是调整大陆政策的第一步，随之将开放观光、贸易、体育交流与文化交流。以“行政院长”俞国华为代表的另一派主张“人道论”，即把开放探亲仅看作是基于“人道”的弹性措施，不是对大陆政策的调整，所以除探亲外，其他一切不变。

因两种主张各不相让，最后只好交蒋经国裁决。蒋经国本意支持李焕主张，但此时此刻又不能不考虑俞国华等人的意见，经深思熟虑，只得采取折中方案，不偏不倚。

蒋经国开放赴大陆探亲，有助于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有助于消除隔阂，减轻对立，更有助于增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与向心力。相信随着海峡两岸亲情的进一步发展，必将会使两岸对立情绪进一步降低，形成一个有利于两岸官方对话的客观环境与条件。这也正如《中国时报》所说：“这种情势的出现，在‘台独’主张日渐气盛之此时，对国民党政权有利，对中共的‘和平统一’主张有利，对台湾海峡乃至整个亚洲和平情势都有利。”

历史不会忘记，蒋经国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为两岸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汪辜新加坡会谈

辜振甫首访大陆

海峡两岸两会成立之初，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便邀请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会面。由于两会达成了“九二共识”，即l992年两会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奠定了政治基础，两会经过预备性磋商，终于达成在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

1993年4月27日上午，“汪辜会谈”准时在新加坡海皇大厦4楼会议厅举行。当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伸手越过不足两米的会议桌握在一起的时侯，隔绝40多年的海峡两岸关系，终于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27日上午的第一次正式会谈，对各项议题进行了大体的讨论。汪道涵会长在谈话中，建议将两岸“三通”排上议程；台湾方面未予回答。下午，唐树备副会长与邱进益副董事长各9人，在原地继续进行会商，除有关秘书长层级的会谈地点及经济交流外，其余问题大多达成共识。

28日上午，唐、邱二人继续在海皇大厦进行会商。下午3点，在进行汪辜第二次正式会谈前，海协会汪道涵会长、唐树备副会长，海基会辜振甫董事长、邱进益副董事长先行协商30分钟，双方同意延会，并将签署仪式顺延至29日上午10点。在汪、辜率双方代表团进行15分钟会谈后，唐、邱二人继续讨论经济交流等问题。当天晚上，双方始达成协议。

4月29日上午，协议签署仪式在海皇大厦四楼举行。穿着白色套装的汪夫人和穿着真丝旗袍的辜夫人手挽手首先进场；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则紧随其后。连日来一直身着浅色服装的汪、辜二人，此时都换上了深色西服，显得庄重而有气派。汪道涵会长和辜振甫董事长在四份文本上先后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四份协议分别是：《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

时任中共中央台办副主任、国台办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唐树备回忆说，在签字过程中，按照海基会的安排，照顾平等，汪、辜二人每签完两份文件，便对换一下座位。唐树备则站在辜振甫董事长的身后，而邱进益站在汪道涵会长的身后。

签字仪式结束后，汪道涵会长、辜振甫董事长，以及双方人员高举香槟，相互道贺。

    举世注目的“汪辜会谈”至此降下了帷幕。

此次会谈，引起了海峡两岸人士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全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会谈成果的本身。

“汪辜会谈”首次实现两岸两会最高负责人直接见面会商，也是两岸高层的一次正式会晤，它表明两岸接触对话的大门从此正式打开。

“汪辜会谈”已载入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史册。

时隔5年，1998年9月14日，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的手再度紧紧地握在一起，全场几百只镁光灯频频闪烁，照相机快门声响成一片。此情此景使人们想起5年前新加坡汪辜二老先生的第一次握手，场面虽相似，但时光却飞转：汪辜两位老先生从七旬老人到了年过八旬，而在此期间，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汪道涵和辜振甫在平静的气氛中就一系列政治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双方的意见虽有不同，但各自“知无不言”，谈话真诚、坦率。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唐树备回忆说：“当然，两岸在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这是客观事实。所以，双方应本着坦率、耐心、诚恳的态度来进行对话。”

10月15日下午，汪道涵会长与辜振甫董事长在上海新锦江大酒店4楼的白玉兰厅再度会晤。这场会晤是以“茶叙”的方式进行的。大厅内摆放4张圆桌，清一色中式桌椅、中式茶道。汪道涵夫妇与辜振甫夫妇围坐在居中的一张圆桌，边品茗边叙谈；唐树备、许惠祐及两会相关人员则搭配围坐在另外的3张圆桌。这场会晤被称为“茶叙式”“分组座谈”。

唐树备与许惠祐在随后召开的记者吹风会上均表示，此次会晤，“双方无拘束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四点共识。

16日中午，辜振甫夫妇一行乘机离开上海，于下午2时48分飞抵北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参访、会晤活动。

辜先生有两大爱好，一是京剧，二是古玩，而京剧则是他的最爱。

17晚，为欢迎辜振甫夫妇一行，海协会在金碧辉煌的北京长安大戏院举办了专场京剧晚会。“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81岁高龄的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一段浑厚、激越的京剧《洪羊洞》唱腔，赢得满场掌声，也把专门为他举办的京剧晚会推向了高潮。

18日上午，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在钓鱼台宾馆2号楼会见辜振甫一行。钱其琛握着辜振甫的手说：“50多年没来了，不容易。”

当天下午3点，江泽民同志会见辜振甫夫妇。江泽民对辜振甫为发展两岸关系作出的努力表示肯定，对此次辜振甫与汪道涵达成的四点共识表示赞赏，并希望辜振甫继续为两岸关系发展作出新的积极贡献。

19日上午，辜振甫夫妇一行圆满结束了在祖国大陆为期6天的参访行程，乘机离京返台。有媒体指称，此次汪辜会晤、海协会与海基会积极对话并达成若干共识的一周，是“改善两岸关系气氛的一周”。

国共两党再度握手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1992年10月，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中正式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列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精辟地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精髓，并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主张。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一中全会产生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领导班子。胡锦涛根据两岸关系及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适时地调整对台工作，这一调整显现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把反对“台湾法理独立”确定为阶段性政策目标；二是把和平发展确立为两岸关系的主轴，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解决；三是对台政策也要“以人为本”，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李登辉主政台湾，两岸交流开始热络，但李登辉推行“台独”路线，两岸出现经热政冷的局面。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由于“台独”挂帅，两岸关系严重恶化，台湾的发展也严重倒退。民进党执政8年，也是乱台8年。

在此背景下，2005年4月26日，应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领的国民党大陆访问团一行开始了中国国民党时隔半个多世纪的首次大陆之行。

“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步！”“南京和台北相距不远，但刚才飞机落地的时候，让我想起来这次访问离上一次到南京来，相隔了整整60年，所以我看到大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刚刚“登陆”的连战笑容满面。

4月29日下午3时，一个闪亮史册的时刻出现：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两人的手紧紧握到一起。胡锦涛说：“这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相隔60年的首次握手，是两党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是给海峡两岸前途带来春天信息的一个历史时刻。连战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毅然决定来访，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来访的决定，而且是对发展两岸关系作出的重要选择。我对你们的勇气和决心表示敬意。”

连战也向胡锦涛表达了身处台湾的国民党对于交流、沟通的渴望：国民党反对“台独”，反对“台湾正名”、“制宪”、“去中国化”、“一边一国”、“台独”时间表等“台独”主张和活动。期望两岸关系能够从当前对抗的恶性循环扭转成为合作的良性循环。

继连战访问大陆之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造访大陆，同样“尽兴而归”。

连战的成功“登陆”，在台湾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对之后的台湾政局，影响深远巨大。

    2005年7月，连战宣布不再连任，马英九接替国民党主席一职。

在马英九的领导下，国民党在台湾民众中的支持率继续上升。2008年3月22日，国民党赢得了新一届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胜利，台湾开始步入“马英九时代”。

马英九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立即开始着手调整民进党时期跌入低谷的两岸关系。不久，两岸两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恢复协商，至今已签订18项协议两项共识；两岸“三通”也得以实现，两岸交流突破瓶颈，开大门、迈大步，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提供了更加充沛的动力。

2012年1月14日，马英九获得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坚持“九二共识”，巩固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国民党继续执政有利于两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012年11月8日，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大陆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是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航船，承载着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沿着和平发展的航向，乘风破浪再启航……

（责任编辑：陶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