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距今整整100年了。作为一场壮怀激烈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个重要节点。江苏人民也以饱满的爱国热情积极回应了这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

江苏位于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是全国工商业发达、经济富裕的省份之一，也是帝国主义列强进行掠夺的重要地区。《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相继深入江苏沿海和沿江地区。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在各地倾销商品、操纵航运、控制海关，使江苏日益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江苏民族工业和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农村经济日益萎缩和破产。江苏也是我国文化发达的省份，南京、苏州、扬州等地是全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学校数量众多，这就为江苏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江苏热烈响应五四运动创造了条件。

五四风雷传江苏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最终失败而宣告结束。翌年1月18日，战胜的协约国集团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了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及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的国际会议，史称巴黎和会，又称凡尔赛和会。这次会议虽有27个战胜国参加，但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只有美、英、法、意等少数几个大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中国南北政府派遣了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等5人组成的全权代表团出席会议。他们向会议提交了要求收回战前被德国掠取的在山东的权益的说帖，又以照会的形式要求废除袁世凯政府时期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并提出了七项希望，即：废弃外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

美、英、法等国不顾中国方面的正当要求，不仅拒绝取消日本在华的各种特权，而且还决定把原来德国在山东掠夺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并将此写入了和约文本。这一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和约，激怒了中国社会各界。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强烈抗议巴黎和会关于中国的无理决定，要求政府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亲日官员，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他们高呼“抵制日货”“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口号。集会后，学生们举行了游行示威，群情激愤之下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京政府立即出动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镇压，当天就逮捕了30多人，教育部随即下令各校学生不得参加集会。次日，北京全市学生宣布总罢课，抗议政府的行径。

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立即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也点燃了江苏大地上的爱国热情。江苏新闻界首先迅速报道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新无锡》《通海新报》等各家报纸都以最快速度，在显著版面连续刊登中国外交失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的消息。5日起，江苏教育会、省议会、学界、报界、商界等各界人士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谴责亲日官员的卖国罪行，声援五四运动。江苏省教育会致电北京政府“无论学生举动如何，总发于爱国热忱，即使一时愤激，轶出范围，绝无死罪”；中国近现代教育家吴研因通电说“大学生举动，全国赞成，倘卖国群小危害我大学生，全国学校应俱散学，全国学生应与俱死”；南京原上新河地区民众发通电“外交失败，皆由少数卖国贼所为，国运垂危，将步韩国后尘。思严惩国贼，以维国命，而安民心。山东问题，关系我国命脉，鲁亡国亡，乞电巴黎专使坚争，万勿签字，宁可退出和会，否则誓死不认”。等。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民众的愤慨之情，感受到江苏各界与爱国运动共命运的坚强决心。这是江苏社会对五四运动的最初响应。随后，爱国运动便在江苏大地上风起云涌。

各地民众举行集会游行

5月7日，南京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13所学校的代表，为声援北京学生在鸡鸣寺召开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5月4日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决定用当天全体到会者的名义，致电大总统、国务院总理、教育总长：请尊重大学，不可解散，并将已被捕的学生迅速释放；收回青岛；严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同时，会议决定响应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号召，开展反帝爱国斗争，组成“国耻”纪念筹备委员会，于5月9日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9日上午8时，“五九国耻纪念大会”在南京小营演武厅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大中学校师生、人力车夫和商界代表6000余人。会上，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钟叔进、南京高等师范教务主任陶知行（行知）等作演讲，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会后，学生整队游行。游行队伍高举着各种标语牌和彩色小旗，上面写着“还我青岛”“惩办卖国贼”“快来救国”“勿做亡国奴”等字句。学生们边高呼爱国反帝口号，边散发传单，呼吁各界群众赶快行动起来，反抗外侮，共诛国贼，齐雪国耻。游行队伍先后来到督军公署、省长公署、省议会，向江苏督军李纯、省长齐耀琳请愿，强烈要求：（1）力争收回青岛；（2）宣布废除中日密约；（3）尊重我专使在巴黎和会上地位及尊严；（4）要求维持北京大学，释放被捕学生；（5）教促南北和会，速行解决各种重大问题。教会学校学生刘毅盦意在督军署门前咬破手指，血书“速还青岛”四字于白布之上，见者无不动容。下午4时，游行队伍到三牌楼英、美两国驻宁领事馆，派代表入馆，请领事转告两国政府对中日交涉主持公道。

在苏州，5月6日至7日，东吴大学、省立一师、工专、农专、医专、省立二女师和桃坞、英华、晏成、萃英中学以及景海女子中等学校分别建立学生自治会。5月8日，东吴大学、省立一师分别致函苏州总商会，要求商界和学生联合行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医专、省立一师、第二农校、第二中学、第二工校等学校联名致电江苏督军和省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学生，维持学校以保元气，以定民心”。9日，各校学生代表在遂园集会，呼呼全省学生致电政府：撤回专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严禁武人干政；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卖国贼。并号召全市学生吃素一日，以表示爱国决心。会后，各校学生举行了绕城游行。

无锡县教育会也在5月7日通电省教育会，斥责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各校停课一日纪念国耻。9日，市立第一国民学校师生500余人举行游行，发放传单，进行演讲。11日，各界代表6000多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老幼妇女相会到场，肃静无哗，实为从来会场所未见”。一位74岁老翁，“经人扶掖登台，发挥意见，听者均为动容”。会议通过四个决议案：要求罢黜段祺瑞、曹汝霖等卖国分子；要求取消与日本订立的各种密约；要求中国专使在青岛不直接归还中国的情况下拒不签字；要求各地当局不得压迫民气之发扬。

常州在5月6日就由省立五中、武进县女师、县立三师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推举蒋瑞麟、史良为正副会长，酝酿声援北京学生斗争。9日，各校普遍举行国耻纪念会，唱国耻纪念歌。礼嘉桥县立第八高等小学校在国耻纪念日里全校吃素，以示爱国决心。在学校召开的演讲会上，师生代表纷纷演讲，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声讨日军侵占山东的暴行。会上还做出了抵制日货的决议，并且写信给日新书社，劝告书社停止出售有关日本的书籍。

5月6日，扬州省立第八中学宣布罢课。省立第五师范、省立代用商校、江都劝学所联合集会，抗议北京政府镇压学生运动。9日，全城各中小学分别开会，纪念国耻，声援北京学生；八中师生吃素一天，表示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

5月9日，南通县立第二高小、女子学校、第一、四、五、十六国民学校教职员、学生联合举行国耻纪念会。12日，代用师范、商校等校学生发出公开信，要求和上海学生团体联合，效法京沪学生，采取一致行动。14日，专门甲科各校联合会暨全体学生583人联合通电北京政府大总统、国务院，抗议政府逮捕学生，要求政府力争收回青岛。

除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大中城市外，各县城也相继召开了国耻纪念会、国民大会，并通电、游行、演讲。在小城淮安，学生“游行街市，秩序整肃，气象悲壮，途中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俱勇气百倍，愿为国家效死”。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5月，南京、苏州、常州、无锡、太仓、南通、淮安、宿迁、镇江、江都、海门、沛县、常熟、泗阳等城镇，相继举行了规模在千人以上的集会游行。6月22日，苏北邳县各界召开国民大会，在这个偏远的县城，到会群众达11753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学生杨增顺，于演说前声泪俱下，咬破右手无名指，血书‘唤醒同胞’四字，全场流涕”。全省各地以学生为先导的爱国浪潮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反帝爱国运动在江苏蓬勃开展起来。

学生联合会等爱国团体成立

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开展，江苏各地学生感到有必要加强彼此的协调与联系。于是，他们决定建立独立的学生组织。

苏州学生率先组织了学界联合会。5月10日，苏州中等以上学校2500名学生与中小学校教职员，组织了苏州学界联合会，并率先提出“联络全国学界共策进行”的呼声，希望未有组织的地方“及时奋勉，赶速进行”。5月18日，南通学生联合会成立，19日，扬州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常州、无锡、镇江、淮阴及许多县城，也相继成立了学生联合会。

5月13日，南京2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推举代表75人，在省教育会事务所，组成南京学界联合会筹备会，议定联合会章程12条。15日开评议员会，选举了正、副会长及各部职员。月底，因正、副会长辞职，学界联合会名义亦即取消。嗣后，以学生为主，成立了南京学生联合会，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黄曝寰、金陵大学学生吉斌俊为正、副会长。6月2日，三四千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宣誓典礼，誓词是：拥护国权，发扬民气，协力同心，始终一致。宣誓后，学生们列队游行。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后，迅速成为全省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开展活动最多的爱国学生组织。

满腔热血的青年希望“合团体的能力，谋国家的幸福”，学联会主要在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克服了以往游行活动分散、无序的弊端，组织学生在适当时机举行规模大、影响广的游行活动。如南京的学联会6月2日组织的有数千名学生参加的全市学生大游行，在市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二是加强爱国宣传，向广大民众阐明这次运动的意义。各地学联会组织了学生宣传队，在各城市的闹市之处散发传单，并向民众演讲。常州女师学生演讲队连续在公园演讲，听众时常都在六七百人以上。海州学生的“十人宣讲团”到处演讲，以激励人心。南京夫子庙的牌楼前也动辄聚集大批民众，“有学生讲演团提倡国货，举动和平，惟语极沉痛”。此外，徐州、淮阴、镇江、南通的学生演讲团还深入厂矿及农村，向工人、农民进行宣传鼓动。这些举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也使爱国运动不再局限在学生的圈子内，为唤起工农大众投入爱国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积极组织青少年学生抵制日货。广大学生从自己做起，从校内做起，当众烧毁许多日货。学生还有组织地前往车站、轮船码头、街市商店、演讲宣传并清查日货。

为了把这场爱国运动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全国各地的学生又开始酝酿成立全国性的学生组织。6月1日，上海、南京、北京、天津及留日学生代表在上海集会，商讨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问题，并制定了该会的章程。16日，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各地学生代表50多人出席。江苏派出的代表有南京的曹公瑾、吴邦杰，南通的罗元恺、潘润夫，苏州的尤敦信、周承澍，扬州的孔庆等人。全国性学生团体的成立，标志着爱国学生的组织性有了很大提高，其中涌现出了一批骨干分子，长期活跃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

在江苏各地的学生投入爱国运动的同时，各界群众也行动起来，各地相继为抵制日货组织了“救国十人团”“劝用国货团”“救国五七团”“中华国货维持会”等，其他群众团体如商界爱国团、工人救国团、女学生救国团、商学爱国团等联袂而出。他们采取各种措施提倡实业、振兴国货、抵制日货，充分表现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

抵制日货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围绕着巴黎和会上山东权益的归属问题，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江苏社会各界也参与到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中。

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依然是学生走在了运动的前头。他们在示威游行和街头演讲中，都突出了抵制日货的宣传。5月18日，镇江各学校在城内万寿宫开会，参会者有各校长、教员、学生共数百人。下午2时会议开始，首先由庄绍忠报告开会宗旨，继而各教员、学生登台演说，痛斥曹、章祸国殃民，痛陈政府外交失败，演讲者言辞恳切，声泪俱下，听者感动。会议决定以不用东洋货为抵制方法，并劝告各商勿进日货，以现存者售罄为止。市面上日本纸币一致不用，各商民等不搭日商长江轮船，各商号货物停装日轮，各商店所悬各种日货广告，由各店自由取消等。19日，南通十多所学校学生联合江阴、常熟、武进、无锡四县旅通学生，共计2000多人，整队游行，沿途发布传单，实行抵制日货，数十名学生分别向各洋货号宣传勿进日货。许多青年学生为了表示反帝的决心，不仅把自己平时使用的日货带到街头，当众销毁，还积极支持国货，南京钟英中学临时办起一个国货销售部，开张后生意兴隆，苏州等地有些学生自制手工业品上街销售。各地的学生们还组织起来，査禁并销毁日货：5月22日，江苏省立五师学生筹款购毁日货；23日南通唐闸实业私立小学生焚毁日货；26日，徐州学生将之前购买的日本制凉席、洋伞、书籍等焚毁。

在江苏各地的学生投入抵制日货爱国运动的同时，工商界也行动起来。5月8日，苏州总商会会长庞廷祚召开了由200多名商会会员参加的紧急大会，做出了不装日本船、不用日本货、不用日本币三项决定，并立即停用了与日商勾结的振兴电灯公司的电力，还规劝社会各界均不用日货。南京总商会宣言：“日货一概停进。”西药业议决：“一律停进日货，违者认为公敌。”洋货业亦不卖日货。镇江南货客商表示：“不代下户经办日货，自身不用日货，不吃日货，不穿日货，不坐日船，不用日币。”《五四爱国运动》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45-246页。纺纱业十分发达的无锡纱业做出了不用日纱、专用国货的决定。无锡商界提议不用日本正金、台湾两银行钞票。常州商业联合会每日雇人“掮木牌鸣铃，周行各街巷”，宣传并提醒商家抵制日货。扬州商会对于抵制日货“素持冷静态度”，但“抵制日货潮流日趋澎湃，势不容其抽手”，终于与学界共同讨论抵制日货办法。淮阴、海州、徐州以及众多城镇的商人在抵制日货运动中，绝大多数均表示了自己的爱国热情。据当时江苏省长公署掌握的材料，截至5月30日，全省60县，均已抵制日货。商家不进、不售日货，工人则不装、不运日货。无锡车站各转运公司自5月17日起，拒绝装运日货。5月27日，南京下关水陆码头工人激于义愤，当外籍货轮抵达南京时，码头工人全体拒绝卸货。

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抵制日货运动，也给予日本在华经济利益以一定程度的打击。

“三罢”斗争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也让北京政府和各省地方当局感到恐慌，他们急于平息事态。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学生必须于3日内复课，在遭到拒绝后，于6月3、4日两天对学生进行大逮捕，上千名学生被投入监狱。由6月3日北京学生遭逮捕而触发的全国响应、支援的运动，史称六三运动，以6月5日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为标志。

6月4日，上海传来了北京学生连日被大批逮捕的消息。上海学联当日立即行动起来，向各省各界发出呼吁的电文，指出：“政府摧残士气，惨无人道，一至于此！同属国民，宁忍坐视？务乞主持公理，速起援救，性命呼吸，刻不容缓。”

4日下午，学生们纷纷出现在上海的街头。他们手持载有北京学生被大批逮捕的电报的传单，不顾反动军警的镇压，到处宣传，并按户动员各商号自5日起一律罢市。

当罢市消息传来的时候，上海许多工厂的工人，并没有被学生动员，就自动罢工了。5日上午，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的工人首先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的工人相继罢工。同一天内，实行罢工的还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工人及码头工人；沪宁、杭甬两路部分工人也开始了罢工。

在学生们的要求和广大店员的支持下，各商号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在5日上午陆续罢市了，“至十二时，华租各界大小商店，已无一开门者，所余者仅外人所设之洋行耳”。这次罢市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各个娱乐场所均停止售票，理发店外也贴上了“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的告示。

罢市的同时，不但大中学生坚持罢课，全上海的高等小学，以至国民小学，亦一律罢课。学生们出动在街头上，组织游行演说和维持秩序。

上海的“三罢”斗争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各界的积极响应，江苏社会各界也以饱满的战斗热情投入其中。

早在5月20日，为促使北京政府采纳民意，不向列强让步，南京就有部分学生开始罢课。28日，全市21所大、中学校的数千名学生举行集会，宣布集体罢课，并发表了罢课宣言。同日，苏州万余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公开集会，宣布从即日起罢课，还发表声明，提出惩办亲日官员、保障学生行动自由等六项要求。6月4日，常州中等以上学校开始罢课。6日，无锡辅仁中学学生率先罢课，并迅速带动全市学生共同罢课。南通、徐州各校学生也先后罢课。罢课浪潮席卷全省各地。

在学生纷纷罢课的同时，6日起，南京全城罢市。7日，镇江商界一致罢市。镇江总商会发表宣言称：“现经全体会议，暂行罢市，不纳捐税，以促政府之反省，倘能慰释学生，惩办国贼，商人仍当服从政府，安心营业。”8日，苏州各商店自行闭门。无锡、常州、扬州、南通、徐州及其他县城和较大集镇，均相继罢市。

工人的罢工斗争也随即展开。5月底，南京就有部分黄包车夫和码头工人拒绝为日本人拉车和搬运货物。在日资厂、店做工的员工也自动离职。6月初，苏州的苏经、延龄、三星等纺织厂的工人开始罢工。6月7日，南京下关、浦口的码头工人在全市率先罢工，致使水陆货物停运。城区的工人也随之罢工。浦镇机厂工人在机匠王荷波带领下本拟渡江进城参加市民集会，因遭军警封锁，改在浦镇示威游行。津浦铁路司机举行了同盟罢工。无锡全城的工人于9日开始集体罢工。沪宁铁路工人于10日罢工，火车停运。长江沿岸的航运工人罢工，使长江航运陷于停顿。

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为标志，五四运动在江苏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仅由学生参与转变为社会各阶层共同参与，斗争的方式也由最初的集会游行及稍后的抵制日货扩大为罢工、罢市等比较激烈的经济斗争手段。特别是工人的加入显示出了强大力量，表明江苏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进入了民主革命的新阶段。

“三罢”运动开始后，学生和工人还注意彼此互相支援。6月7日，南京部分大、中学生在花牌楼、大行宫、下关仪凤门等地演讲，警察厅厅长王桂林下令出动马队驱散学生，一些学生当场被刺刀戳伤，被捕者多达数十人，酿成惨案。警察的暴行激起了民众更大的反抗。8日，南京各界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要求当局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学生，抚慰受伤学生。在强大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当局只好作出妥协。南京下关警察署长王固磐宣布辞职，王桂林也被迫向学生公开道歉。

汹涌澎湃的爱国运动使江苏省政府和督军署感到难以应付。江苏省长齐耀琳急忙向北京发出急电，要求大总统徐世昌尽快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平息事态。面对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北京政府被迫于10日将这三人罢免，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从11日开始，江苏各地的商人逐渐开市，学生陆续复课，工人也回到了工作岗位。但这场爱国运动并没有就此止步，江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起继续投入了反对签署巴黎和约的斗争。经过全国民众的抗争，6月28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实现了。江苏的学生和民众在这场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同时也为运动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声援山东、福建人民反日斗争

1919年下半年，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在全国逐渐消退，江苏的学生和民众继续投入到声援山东、福建人民反抗地方官吏的残暴行径和抗议日本政府偏袒杀害中国人凶手的斗争中。

五四运动后，山东督军张树元遵照北洋政府的旨意，重申劝禁，加派军警巡逻，严查街道、旅馆及城门出入，力图控制爱国运动的发展。7月22日，张树元以济南各界民众代表在省议会开会并结队捣毁《昌言报》为借口，专电北京政府，请颁布戒严令。25日，北京政府宣布济南戒严，委任济南镇守使、第二师师长马良为戒严司令。马良上任后，立即派兵捣毁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捕去会长马云亭及爱国人士朱春祥、宋秀林等人。8月5日晨，马良以“煽惑军警，危害治安”罪名，悍然下令将爱国回民马云亭、朱春焘、朱春祥枪杀，史称“济南血案”。暴行轰动全国，激起各地群众极大义愤。

江苏人民函电纷驰，强烈声讨刽子手马良，要求取消戒严令，一致声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各地学生并拟组织请愿团进京，与鲁、京、津、唐等地请愿代表并肩战斗。当京、津、鲁请愿代表在天安门被捕后，江苏人民开展了广泛的舆论救援活动。

由于8月下旬的北京请愿没有结果，9月下旬，上海、南京、天津、烟台、青岛、济南、蓬莱、黄县、河南等地的31位代表经天津到北京，再一次进京请愿。10月1日上午，请愿代表齐集新华门前的总统府门口，提出五项要求：（一）山东主权未恢复前，不得补签德约，及与日本直接交涉；（二）取消二十一条及军事协定，取消高徐、顺济、满、蒙四路条约和胶济路换文以及各种密约，以保主权；（三）要求外交公开，及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解散安福俱乐部，以清乱源；（五）惩办马良、张树元，取消山东戒严令。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请愿代表。晚上，军警又将请愿代表逮捕。后迫于形势，当局在11月6日释放了各地代表，当南京代表刘英士回宁后，由南京学生联合会欢迎入城。14日，南京26所学校学生共计2000多人在高等师范举行大会，进一步激发“大众为国牺牲的精神”。

多事之秋，鲁案未平、闽案又起。在19世纪末的割地狂潮中，福建已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趁机扩大势力，更不许福建有任何反抗行动的发生。1919年11月间，福州学生为提倡国货和抵制日货，常到各商店进行调查。16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纠集数十人，在福州持械寻衅，击伤中国学生、市民和警察多人，一名警察因伤重死亡。

闽案发生后，江苏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同仇敌忾。11月22日，苏州学联电告北京当局，控诉日本人在闽暴行，请求政府“主持力争，严重交涉，以保民命，而尊国体”。23日，日方以保护侨民为由，派日舰“嵯峨号”强行驶入闽江，局势骤然升温。在随后的通电中，学界的抗议之声持续高涨，强烈要求政府绝不让步，对日采取强硬态度。灌云县海属学生会希望政府坚持立场，表示“愿牺性以为后盾”。江苏商界也极为关注闽案的进展，多次电告当局声援闽案。如皋县绅商会一方面谴责日本人在闽暴行，一方面提出四项要求：恤死伤；赔损失；撤换日领；惩办凶犯。此外，政界人士也加入声援闽案的行列。江苏省议会两次致电政府建言献策，提议政府将中日交涉的过程详细公布，让民众知情，以便获得舆论的支持。“闽事我直彼曲，仗义执言，更无秘密之必要”，因此，希望政府“将经过情形，取公开态度，宣示国民，以释群疑而平义愤”。

江苏学生还通过上街演讲、印发传单的方式，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残害中国人民的野蛮行径。南京学联从11月24日起，各校演讲部一律出发演讲；苏州各学校演讲队考虑到民众对闽案不甚了解，每逢课余假日，纷纷涌上街头“演讲闽事经过情形”。无锡中华救国十人团对日人在闽暴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为警醒同胞，专门印刷传单，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种种“肆行横暴”之事，期盼国人“协力同心，至死不懈，为国家留体面，为个人争人格”。镇江学生列队游行时，手执白旗，写有“救闽雪耻”“杀人须偿命”等标语，并向路人散发印有“详叙日人各种强行行为”内容的传单，阅读者为之动容。

11月29日，南京各校男女学生3000余人为支援闽案，冒着大雪排队至军署请愿，要求转电北京政府，向日使严重交涉。军署督军李纯派杨副官面见学生，言“早已电京提出抗议”，借以敷衍学生。学生遂转移至省署，省长亦派汪科长婉言劝导，说“已与督军会衔去电”，并表示“事关国权、民命”“政府必当严重交涉”。学生对此回复仍不满意，故转向省议会请愿。时至下午，大雪纷飞，寒气通人，而学生们情绪高涨，热血澎湃。至省议会，钱议长亲自接待，说：“前日议会已议决急电北京政府，迅提条件，严重交涉，以纾义愤，而保主权，三日当有复电。”学生对此回复颇为满意，随后有序离开。

闽案期间，江苏不少地方召开了规模不一的国民大会抗议日本暴行，其人员构成非常广泛，参会人数动辄数以万计，声势浩大。如徐州国民大会，由农会、商会、学联等单位联合发起组织，参会共计42团体，1万余人。南京各界召开国民大会时，学联事先组织数千学生上街检查日货，所查日货均集中于大会会场，堆积如山。等到大会正式开始时，场内群众已多达两万余人。大会主席徐濂首先痛陈日本人在闽暴行，希望国民“群策群力，以御外侮，而保国权”。其次，大会拟定请愿条件六条：撤换福州日领事；新领事道款；赔偿损失；中日法官会审凶犯；撤退日舰；以后不许日人携械游行。当众朗读后即致电督军、省长。最后在大会结束之时，奏乐将日货当众烧毁，会场民众情绪激昂、热血沸腾。此外，苏州、镇江、清江等地也先后召开了国民大会。

声援福建人民的斗争运动遍及全省城乡各地，其规模与声势不下于5月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后，全省掀起抵制日货运动，而闽案的发生无疑是火上浇油，激起了更加强烈的抗议。如皋县学联采取了两项措施抵制日货：首先，与如皋商会会长进行商谈，请求出面通知各商店遵守之前的约定，禁止进购日货；其次，学生将“所查获之日货，沿途示众后，携至公园焚毁”。在学生爱国情怀的感染之下，商界联合学界一致对外，抵制日货。扬州商会则表示愿与学生共同行动，力劝各商停止进购日货，原有之日货一律封存不售，呼吁“各商店放大眼光，抛却一时微利，为外交之后盾”。

江苏人民声势浩大的声援福建人民反日的斗争，与该时期全国各地人民的声援斗争汇聚成一股洪流，波澜壮阔，有力地推动了政府严正交涉，最终迫使日方赔偿抚恤金，并在日本公函中加入“惩儆”字样，取得斗争的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江苏各地传播

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文化运动。

经过五四运动，江苏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在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许多进步社团和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杨杏佛、职员杨贤江，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生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了南京学生联合会、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等进步社团。江苏建立的进步社团还有徐州学生组织的邮传阅书会、自我改造社，苏州学生组织的吴县国语讲习会、苏州少年宣讲团等。江苏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不仅阅读宣传新思想的刊物，而且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思索与探讨，并撰文阐发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创办发行了刊物。南京学生联合会创办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刊物，该刊于1919年6月23日创刊，9月11日停刊，共出版70期，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阮真任主编，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生张闻天、沈泽民担任编辑，张闻天在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揭露北京政府的卖国罪行，宣传马克思主义。张闻天的文章使《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成为江苏地区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1920年5月至6月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陈德荣等人抵达徐州，他们在进步学生中传播马克思学说，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1921年春，徐州成立了赤潮社，出版了《赤潮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1922年5月，南京东南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此后100年间，中国人民沿着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道路，历尽风雨与艰辛，迎来了民主与科学的春天。100年后，回眸五四运动，不论就爱国运动，或就文化运动来说，它的精神都值得永久继承和发扬。而江苏人民在五四运动中广泛参与的反帝斗争，也为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江苏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共江苏地方史》（第一卷）（1921-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运动在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