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盆地龙门山脉的最北端，水光山色间掩藏着一处我国最大的核工业企业——821厂。50年来，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数代核工业人坚守强核强国的梦想，建成了我国内地唯一的“两弹一艇”军用核材料基地，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李鹏说得更具体：“如果没有这两个厂（404厂和821厂），中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兴建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之际

　　1959年以来，中苏关系全面恶化，1969年3月，中苏爆发了珍宝岛战役。中苏武装冲突爆发后，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不但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苏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更是竭力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进攻计划，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与此同时，美国侵略越南，直逼我国，并在我国东南沿海怂恿蒋介石搞所谓“反攻大陆”，我国受苏美两国南北夹击，时局剑拔弩张，形势动荡不安。

　　中苏边界谈判准备10月20日开始。中国领导人估计，这次可能谈拢，达成某种协议，苏方也可能以谈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苏联谈判代表团到达之日，没准就是苏联动手之时。战争一触即发。10月18日之前，毛泽东、林彪已经撤离北京。中央其他领导人，如朱德、陈云、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也被疏散到外地。18日，在苏州的林彪发布“一号命令”，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位于大漠深处的我国第一个核基地404厂，因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而闻名中外；又由于404厂是由苏联专家设计援建的，所有信息都被苏联人掌握。形势十万火急。中央紧急决定在川陕交界的广元抢建821厂。一个“抢”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党中央对821厂的高度关注，高度期待。

选址广元三堆镇

　　面对恶劣的国际环境，毛泽东站在历史的高度，早在60年代初就作出了搞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他曾多次讲：“三线建设不起来，我睡不好觉。”甚至提出，“没有钱，把我的稿费拿出来，没有车，我骑驴去。”1968年，二机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在三线地区抢建一套“靠山、分散、隐蔽”的反应堆和后处理工程。

　　1968年10月，二机部开始为821厂建设选址。

　　这是一处云雾缭绕的深邃峡谷。这年初冬时节，川陕交界的白龙江三堆段鹅卵石堆积的河滩上，有一支勘察队正在长满芭茅、刺藤、酸枣的荆丛中艰难地行进，他们肩扛塔尺、花杆和测绘仪器，一路上有说有笑。

　　这支勘察队的领导，就是二机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觉将军。李觉将军是20天前接到周恩来密令的。第二天，他便带领这支由设计、勘探、施工等专业人员组成的勘察队，星夜离京来到大西南。此时，老将军虽已年过半百，但他仍然拄着棍子，和年轻人一道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为821厂建设选址。

　　三堆镇属于广元。广元古称利州，有2300多年的历史，素有“蜀北重镇”之称，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诞生地。广元境内不仅有米仓山、龙门山、剑门山等，还有嘉陵江、白龙江、清江河等几十条河流。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是三线建设布点的理想地区之一。三堆镇又是著名的蜀道古镇，曾是多个朝代兴亡更替发生战争的必经之地，也是历史上川陕甘过往客商的重要聚居地。“这靠山又隐蔽的清溪河峡谷，真是一处好地方呀，每一道河弯都可以摆放一座分厂。”李觉将军兴奋地挥了挥手，一锤定音：“厂址就定在这里啦，明天休息，后天回京汇报。”

　　几天后，《关于原子反应堆和后处理工厂建设问题的请示报告》分别送到了周恩来和粟裕的案头。1969年2月25日，经周恩来同意，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批准建设821工程。

　　5月30日，周恩来签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抢建八二一工程的联合通知》。绝密电三要点，一是对821实行军管，要求派师级军官担任军管会主任;二是明确“条条”与“块块”双重领导的职责;三是指派一个营的军力担任警卫。

　　6月6日，粟裕与余秋里召集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落实《联合通知》。

　　8月15日，821工程“三结合”设计队在广元嘉陵旅馆开始工作。

沸腾的山峦

　　1969年10月10日，随着一声炮响，821工程正式破土动工。沉寂千年的三堆古镇沸腾起来了。

　　“各路大军齐参战，白龙江畔旌旗卷，机器轰鸣震天响，千军万马战犹酣。”铁道部、交通部、水电部、邮电部秣马厉兵，迅速挑选精兵强将，组建了抢建施工队伍，一机部、二机部、四机部、六机部、冶金部、物资部闻风而动，纷纷为核基地建设大开绿灯。

　　解放军工程兵8865部队、409部队10中队、7797部队警卫营来了；二机部所属土建、建筑安装公司和四川省交通厅、邮电管理局、成都铁路局的施工队伍来了；西南通信工程局、西南电力工程局、武汉航运工程局、交通部武汉第二航务工程局的队伍来了；第二设计研究院的科技队伍来了；经过严格挑选的10多所大专院校的近千名大学生来了；战斗在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800名工兵战士脱去戎装来了；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怀着青春梦想来了。

　　821厂位于一个三面环山的峡谷中，进出只有一条道路，最窄处只有3米。几乎是一夜之间，三堆镇周围大大小小的山头上全都是人。十里峡谷，红旗招展，热火朝天。施工高峰期，现场3万多人，每分钟有近62辆车进出峡谷。各式施工机械轰鸣，各种车辆车水马龙，大喇叭放着雄壮高亢的革命歌曲，开山放炮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11月，工程兵106团从陕西汉中火速开赴广元，负责建设从昭化火车站到三堆镇的公路。1970年1月15日开工，全团投入14个连队1600人，运输车辆40台，机械设备25部，新改建公路15.3公里，桥梁4座，涵洞95个，挖填土石方23.1万立方米，浇灌砼388立方米，备沙石料4.1万立方米，总耗13.8459万工日。突击作业77天，保证了4月20日全线通车。

　　与此同时，横跨江面，全程236.10米的三孔拱型大桥也在施工，四川省交通厅第一、第二工程处的施工队伍餐风饮露，日夜鏖战。那几十万吨的水泥，都是建设者们用肩膀扛下车，装上船，运过江对面的。那上万吨的钢材，是建设者们用同一个肩膀，同样的办法，扛到工地的，那数万米的管道，也是建设者们用那压红了又紫，紫过了又红的肩膀，扛上山梁的。

　　1969年11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密件，决定404厂2465名员工迁到四川，其中1735人迁到821厂，家属随迁。

　　大规模建设从1969年持续到1975年。有资料表明，1965-1980年，国家在三线地区投入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而在四川投资414.03 亿元，广元电子工业投资3.386亿元，而在821厂便投资了7亿多元。

抢建核反应堆

　　水乃万物之灵，人们不可稍离，核反应堆更是不可失之须臾。

　　建厂初期，基地指挥部就把供水系统作为重点工程之一，厂址选定在向白龙江边伸延的无名高地上。1969年10月17日下午3时许，随着一声巨响，悬崖绝壁被炸开了。

　　紧接着，建设者们不分昼夜地潜入江底，挖基施爆，抽水清碴，筑堰拦水，并开凿总长2.5公里的输水隧洞，为核反应堆开辟输水通道，手中的风钻日夜吼叫，运碴的车辆穿流不息。

　　一天夜里零点接班时，工兵三班班长刘丹青刚进洞抱起风钻，忽听头上“嘎嘎”作响，只见顶板已经裂缝，支桩支柱正向一侧倾斜。说时迟，那时快，刘丹青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死死托住顶板高喊：“要塌方，快撤！”在这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人们没有惊慌失措，3名战士和工人跑过来，想同刘班长一起托举顶板。此刻，刘丹青明白，时间就是生命。他竭尽平生力气大吼：“来不及啦，别管我，快跑！”

　　人们刚跑出山洞，就听“轰隆”一声巨响，石方坍塌下来。战友们高喊着刘丹青的名字冲进洞内。刘丹青已壮烈牺牲，把20余岁的生命献给了他所钟爱的核工业事业。

　　抢建者们凭着这种顽强的拼搏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日夜施工，终于使水下庞大的混凝土支墩与江底岩石结为一体，让一根根庞大的输水管道乖乖地爬上山坡，把核反应堆需要的“血液”源源不断地送进了十里厂区。

　　核反应堆安装精密度要求之高，是任何常规工厂所无法比拟的。

　　抢建者们将重达5.8吨的水斗、水箱等各个系统形状各异的金属构件，陆续运抵现场，摆放排列在拼装台上。数百名焊工在拼装现场摆开阵势，吃住在工地，一个多月没有挪过窝。工程紧张安装阶段正值酷夏，安装队员穿着高筒雨靴冒雨施工，浑身上下湿漉漉，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汗水。

　　核反应堆主体金属构件及其配套设施那数十万个焊缝，几乎全部经过X光透视拍片、煤油透漏或真空透漏检测，发现不合格处立即返工。1971年春，核反应堆空间终于盖板封顶。

　　1973年12月，821厂反应堆物理启动，1974年10月11日实现了满功率稳定生产，1976年10月，反应堆整体进入安全运行。1977年达到了设计生产能力。

青春、热血和奉献

　　当年一批批821厂的建设者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汇聚于此，筚路蓝缕，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奉献给了821厂。这里略举几个。

　　“草帽书记”杨唯青　杨唯青原名杨清章,生于1919年1月。1938年,在河南唐河县上初中的他，血气方刚、一腔热血，秘密联络了9名同学奔赴延安。在徒步去延安的途中，他毅然改名杨唯青，意为救国救民投奔党，是青年的唯一出路。

　　杨唯青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加大小战斗70余次。每当讲起牺牲的战友，他总是语音低沉、眼圈发红：“我命大，数次负伤，阎王爷不收留。”1960年9月担任师副政委，先后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

　　1964年10月，杨唯青到戈壁滩404厂，任102公司党委书记。1969年5月，为抢建821工程，杨唯青离开戈壁滩任821工程现场副总指挥；1974年5月，任821厂党委书记。职工们亲切地称他为“草帽书记”。

　　821厂抢建初期，指挥部只有两部“卡斯69”工作车，帆布车篷。领导们很少坐，只有外出开会或到偏远的工地才用。一次下大雨，几个人跟他坐车从指挥部到工地去的途中，山坡上一块大石头突然滚落下来砸到车边上，别人吓得脸色煞白，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我们命大，死不了！”

　　职工中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杨唯青到水厂检查工作，了解到某工人家属得了什么病，他就吩咐干部关照。第二年，再检查时，又看见这个工人，他不但叫出了这个人的名字，而且还问他，家属身体怎么样？把这位工人感动得到处去“宣传”。

　　1970年春夏之交，821厂决定在汛期之前修一个临时码头以供运输抢建物资。指令下达，修建大军打“人海战术”，泡在齐腰的深水中，大家“击鼓传花”运送鹅卵石。排在长龙最前面的正是杨书记，一身泥、满脸污。

　　1984年11月，杨唯青离休后享受副部级待遇。当同志们向他表示祝贺时，老书记说：“当年参加革命，谁想这个头衔那个待遇，我的战友倒下去那么多，他们为了什么。我能活到今天，能看到国家繁荣富强，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最好的待遇。”

　　2012年，杨唯青因病溘然长逝，享年93岁。

　　悲壮的奉献　李维音，现年85岁，高级工程师，1953年6月入党，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核工业部劳动模范，入选《两弹一艇人物谱》。这位坚强乐观的科学家，写了一部10多万字的回忆录《坚持，挺住，我的人生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现摘录如下：

　　1959年7月，我从苏联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归国，8月30日与同院留苏副博士刘启陆结婚，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启陆回国后被分配到了二机部。我任核工业二院堆废水处理小组长。

　　1969年5月3日，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启陆去了821，在指挥部负责施工。同年10月，我也携10岁大女儿刘瑛和7岁小女儿刘珂来到821，任工程设计员。

　　刘瑛生性活泼，聪明伶俐，人见人爱。在幼儿园跳扭脖子的新疆舞，跳得有模有样，幼儿园在大礼堂演出，老师让她报节目，她一点也不怯场。进了三堆镇小学两个月后，老师就让她当了班长。

　　到了821后，孩子们就和启陆一起生活，早上自己上学，放学后，自己乘摆渡船过江到指挥部找爸爸，晚上再一起坐小船回家。而我则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工作，住在半山上借用的安装公司匀出的工棚宿舍里，只有周末和他们团聚，那已经是偌大的幸福了。

　　1971年4月15日晚，启陆晚上7点下班后，带着孩子到指挥部的渡口过江。万万没有想到，船刚撑出，就撞上了平板运货船，船一下子失衡，站在船头的启陆和拉着他衣服的大女儿一下子就被甩下了船，消失在了湍急的白龙江中。

　　慌了神的乘客们纷纷爬上运货船，站在船舱里的小女儿是被别人拽上去的。她发现没有了爸爸和姐姐，开始拼命地狂叫，可是人已被狂流吞没。后来启陆被捞出，大女儿则不见了踪影。

　　那天，细雨蒙蒙，深夜1点，我在工棚里被人唤醒。我似乎有第六感觉，匆匆跟着来人，奔下湿滑的山路，钻进了小汽车，一路上没有一个人开口。我被引进了821职工医院的大屋，接着被告知：晚上7点，启陆在从指挥部乘渡船返回对岸驻地时，小船撞上了运货船，不幸落水。

　　我在哭泣中被领到旁边一间小屋，启陆就躺在平床上，浑身已经冰凉，鼻子下还有一些血迹。我轻轻地抚摸他的身体，呼喊着他的名字。很快，我被扶到一间病房，他们让我坐在床上，让护士给我注射葡萄糖液。然后，一位领导开口了：跟他一起走的还有你们的大女儿，至今没有找到人。

　　父女惨死，天塌地陷，丈夫才41岁，大女儿还不到11岁。当时，我在床上狂喊：我的孩子啊！我的启陆啊！我哭了丈夫哭女儿，哭了女儿哭丈夫，我哭得撕心裂肺，悲痛欲绝。在场的医护人员、领导同事也哭成一片……

　　10天后，我抱着启陆的骨灰盒离开了工地。天老爷是那样地残酷，就在火车启动的瞬间，我听到匆匆跑来的人在月台上喊，孩子找到了。可是火车开始加速，不久，我收到了她的骨灰盒，却再也没能见到她的人。

　　在二机部为刘启陆召开的追悼会上，我哽咽地大声宣誓：一定要把启陆开创的这项工程中我承担的部分圆满完成，一定要照顾好他留下的女儿。

　　1976年10月，821反应堆整体进入安全运行。我完成了我的使命。821反应堆正式顺利投运的巨大意义在于，我们的原子弹有保障了！

　　刘静梅的眼泪　821厂职工医院药剂师刘静梅曾口述：

       1969年11月，父亲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坐火车赴川，3个哥哥则留在了404厂。

　　我们一家在下寺公社一个杨姓农民的家安顿下来，住在了老乡敬奉先人的堂屋里，老鼠大白天都跑来跑去，吱吱叫着。晚上我们害怕，关上门还不放心，又顶了几根杠子。

　　每天，我要到清水河边去捡柴，到1里外的半山腰挑水，还要洗衣煮饭。房东看我们怪可怜的，平时做点好吃的如扣肉、炒红苕藤等，就给我们端一些。我呢，有时便带着弟妹帮房东打场，老杨就让老伴给我们做些好吃的。

　　由于水土不服，很多人都得了黄水疮，我也末能幸免，满脸都是，奇痒无比，根本睡不着觉。我只好用围巾掩面去看医生。医生看后大吃一惊，唉呀！怎么成了这样呢？脸上留下疤痕就不好看了。他用紫药水给我擦后，又给我开了盒金霉素软膏，叮嘱我按时涂抹，千万不能抓挠，以免复发。一个星期后，黄水疮治愈了，万幸的是，我的脸上没有留下疤痕。

　　记得这年立冬后，有一天下大雨，清水河涨水，漫过了漫水桥，厂里接送职工的大卡车过不了河。40多个工人穿着雨衣，又冷又饿，眼巴巴地望着河对岸，尽管几公里外就是他们的住地，就是他们的亲人，但他们却过不去。只有站在河边痴痴地等，等啊等，从晚上7点一直等到次日凌晨3点。也许是他们的坚持感动了老天，也许是他们的执着打动了河神，雨终于停了，河水逐渐退去，漫水桥露出来了。

　　“怦怦怦！”半夜4点过，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吓坏了，我壮着胆子问谁呀？父亲说：“静梅快开门，是爸爸！”听到父亲熟悉的声音，我赶紧点燃煤油灯，拿开扛子，推开堂屋门，只见浑身湿透的父亲站在门外，冻得瑟瑟发抖，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我立即点燃柴禾让父亲烤火，又烧了些水，让他洗了把热水脸，换上干衣服，并煮了一碗面给他吃，忙完这一切，房东家的公鸡已开始打鸣了。

　　几代像他们一样的821厂建设者们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已经成为永远的821人。进入80年代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1987年8月，国务院决定821厂“停产军品、转产民品”。经过11年的发展，821厂创造了新的辉煌，建成了国内最为齐全的放射性废物处理体系，成为国内退役治理领域的“领头羊”。时光荏苒，那些负重前行的背影已逐渐远去，但 “四个一切”核工业精神，早已成为821人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凝聚和引领全厂职工向着核工业强国梦想、国家强盛梦想和民族复兴梦想，阔步前行。

（责任编辑：时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