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0日，汪伪政府专机“建国号”从扬州机场腾空而起，飞向延安。近六个小时后，飞机顺利降落延安机场。“建国号”是敌营中第一架投向人民的飞机。到延安后“建国号”改为八二○号，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第一架飞机。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对这次起义高度重视，曾亲拟电文，就起义的相关事宜，分别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晋察冀太行军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在延安接见了“建国号”机组人员。“建国号”飞机起义后，又有两批汪伪空军人员20多人从扬州出发投向解放区。后来，他们都参加了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的筹建，成为人民空军建设的重要骨干。

心向光明

这次起义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最早萌生起义想法的是何健生。何健生，1909年11月出生于广东河源连平，1930年参加广东空军。1936年8月在浙江笕桥国民党空军中央航空学校受训，后任国民党空军第九大队准尉爆击士、笕桥修理厂准尉机械士。抗日战争中，先后担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爆击士、第一大队轰炸员，参加了上海崇明、宝山，湖南衡阳、长沙，湖北宜昌，广西南宁等地对日作战，26次完成轰炸日军任务，获二等宣威奖章。1940年秋，在风陵渡上空同日军战机作战时，背部中弹负伤。1942年8月，在轰炸越南日军嘉林机场的战斗中，何健生所在的飞机被日军高射炮击中，跳伞后落入敌区，被日军俘虏。1943年8月移交给汪伪政府，后被迫加入汪伪空军，任汪伪常州航校中校飞行教官、航校教务主任兼警卫营营长。

到常州任职前，何健生曾在南京滞留了一段时间，并结识了梁玉珍。梁玉珍也是广东人，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参加新四军，并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后由在汪伪空军任飞行教官的二哥保释出来，并暂住在二哥家中。一次，梁玉珍在大院哼唱《国际歌》，引起了何健生的注意，并攀谈起来。在交谈中，何健生对共产党和新四军有了了解，并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希望。到常州航校任职后，何健生心向共产党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只是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机会。

周致和的出现，使何健生寻找共产党的想法由设想转变成为行动。周致和，湖北黄陂人，1918年生，1935年考入国民党航校第十期。在校期间，他从任教的苏联教官那里了解到苏联的情况，引起对苏联的向往。1939年毕业后，分配到成都双流县驱逐五大队，任中尉飞行员。抗战中参加空中对日作战。1944年6月，周致和驾驶的飞机右翼受伤，在岳阳迫降，被日军俘获，关押在汉口。汪伪陆军部长叶蓬（湖北人），想培植自己的势力，便借同乡关系将周致和保释出来。不久，周致和到常州航校任少校飞行教官。

在常州航校，周致和与何健生相识。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很快成为无所不谈的知己。他们深感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痛恨汪伪政府的卑躬屈膝，但一时又报国无门，只得栖身于汪伪航校。他们深知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此时，有一个想法已成为二人的共识，这就是投奔共产党，到共产党那边去。共产党没有空军，他们有技术，去建空军，共产党肯定欢迎，这是一条光明的道路。

周致和和何健生便设法寻找共产党和新四军，并尝试过多种方法：在常州城内外找过一段时间；试着通过电台与延安联系；要曾被新四军俘虏释放回来的飞行教官吉翔寻找联系；到上海一家苏联人开的《时代》杂志社了解打听……然而在种种努力之后，都没有成功。

1944年底，周致和由于飞行技术高超，调往南京“行政专机班”，任伪航空署空军中校飞行员，负责运送日伪官员往来沪宁与汉口之间。1945年3月，周致和在南京遇到黄哲夫。

黄哲夫，广东省南海人，生于1921年8月。黄哲夫曾在常州航校任少尉飞行员，与周致和相识。因其思想活跃，向往光明，传唱抗日歌曲，引起校方不满，被关了一周禁闭，受到停飞记过处分。1944年底，黄哲夫又因“思想不良”之名被开除军籍。他由此脱离常州航校，之后在安徽省临淮关税务所托人找了个差事，一个月后由于所长下台再次失业，到南京鸡鸣寺附近做小生意。虽然屡受挫折，但黄哲夫追求光明的想法一直没有动摇。

因为之前在常州航校时彼此有一定的了解。这次周致和与黄哲夫见面，没有像以前那样闲聊，而是三言两语地针对时局谈了自己的看法。黄哲夫试探着对周致和说，对国民党和汪伪都非常失望，不如到延安去。周致和一开始装着惊讶的样子说：“你怎么会想到到共产党那边去？”随着交谈的深入，二人终于成为同路人，并表示要尽快找到共产党、新四军，再议起义之事。

当时，虽不时有关于共产党的报道和传闻，仿佛共产党、新四军就在身边，可真正要找到他们，并非易事。黄哲夫先后在上海、常州的乡下和安徽五河农村打听，毫无结果。一晃两个月过去了，周致和、黄哲夫都很着急。

出现转机

1945年6月底的一天，周致和告诉黄哲夫：“我的一个老同学叫秦传家，是从重庆回来的。他十分厌恶国民党的黑暗腐败，也想投奔共产党，愿意和我们一起干。他说他的老家安徽宣城那儿有新四军，我约他明天到凤凰餐厅吃午饭，你和他好好谈谈。”

第二天，秦传家如约而来。秦传家是安徽宣城孙家埠人，原在国民党空军八大队当轰炸员，因母亲病逝，刚回老家料理完丧事，在南京闲居。他告诉黄哲夫，他的一些同乡、同学在当地参加了新四军，他说回老家可以找到共产党。还说，在去孙家埠的公路边有一个茶馆，那里常见有新四军游击队。

于是，黄哲夫和秦传家化装成商人离开南京，取道芜湖、宣城，直奔孙家埠的那个茶馆。秦传家操着当地口音，用当地群众对新四军的亲切称呼，对茶馆老板说：“‘四哥’什么时候来呀？”说得亲切自然，像是跟新四军约好的一样。老板答应道：“快来了，就在公路那边。”果然不久，马路对面走来几个便衣带枪人。于是他们对便衣人说明来意，几个便衣听了，将信将疑地把他俩上上下下打量个遍，看他二人言辞恳切，似有大事，就把他们带到几里外山村里的一间茅屋内，热情地招呼他们吃饭、休息。夜幕降临后，游击队员领着黄哲夫、秦传家星夜上山，半夜后到了一个山庄。

7月7日清晨，黄哲夫、秦传家见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黄哲夫把相关人员准备起义的打算向他作了报告，彭书记当即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随后，彭书记说，这是件大事，要报告军区首长。秦传家因事要先回南京，彭书记派人送他下山，另派一个班护送黄哲夫去浙江长兴县的天目山。

抓紧筹划

7月10日，黄哲夫一行到达苏浙军区。粟裕司令员、刘先胜参谋长、钟期光主任十分热情地接见了黄哲夫。黄哲夫将来意和汪伪空军情况向他们作了汇报。粟司令员听后十分高兴，说：“欢迎你们起义。不过，这是一件大事，我马上报告给军部和延安党中央。”粟司令向黄哲夫介绍了当前的敌我态势，他说：“反攻即将到来，希望你们起义成功。”

三天后，粟司令员和刘参谋长再次接见了黄哲夫。粟裕说：“党中央已经复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刘长胜说：“那里有一个飞机场，因为延安有个美军观察组，有时有飞机去送给养。”粟裕要黄哲夫今后用化名联系。黄哲夫便改名为“于飞”。粟裕将南京和扬州的联络人、联络地点一一告诉黄哲夫。南京的联络点在中华门外，扬州的联络人是北郊杨家庙的中共甘泉县委书记程明。起义准备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可随时联系，请他们协助。

黄哲夫返回时，刘长胜建议他走张渚—宜兴—常州—南京这条路线，并派武装战士先护送他下天目山，下山后再由游击队护送。快到张渚时，游击队员告知只能送到这里。在黄哲夫准备从张渚往宜兴时，由于时间已晚，没有了去宜兴的船只，只得在路边的一家小客店寄宿，不料黄哲夫的广东口音引起前来盘查的日本宪兵的怀疑，要将他带走。机智的黄哲夫掏出随身携带的临淮关税务所的身份证明，说是公差外出，这才蒙混过关，躲过一劫。

黄哲夫回到南京，立即向周致和讲述了与新四军取得联系的经过。周致和听了十分高兴，多时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时，汪伪常州航校已搬迁到扬州，并更名为“中央航空教导总队”，负责人是白景丰。周致和和黄哲夫商量，由黄哲夫到扬州尽快与扬州的新四军接上关系，同时与白景丰接触，争取他也参加起义。周致和则设法搞到飞机。

为争取时间，黄哲夫随即乘船过江，到了扬州。由于有了进出解放区的经验，根据粟裕司令员给的具体联系方法，黄哲夫很快到了位于扬州北郊的杨家庙，找到了作为联络点的那家茶馆。进了茶馆，说明来意，茶馆老板立即派人带黄哲夫去见程明。程明是中共甘泉县委书记兼甘泉支队政委。程明见到黄哲夫说：“军区早发来电报，通报了你的情况，我们估计你最近会来的。你今天一出城，我们的同志就一路在保护着你哩。”黄哲夫将来意和伪空军情况作了汇报。程明说：“我们也准备派人去争取伪空军起义，现在你在那里已经开展工作就更好了。城里有我们的人，可以帮助你。希望你组织更多的人和飞机来解放区。”

从杨家庙回到扬州城，黄哲夫找到在航校的几个要好同学，了解了白景丰和扬州机场的情况，并打听到白景丰的住址。

白景丰，辽宁省盖平人，1904年12月生。在沈阳教会办的中法学校读书时，与高志航是同学。1923年他俩一同考入张作霖的航空队，不久被派往法国，先后在莫拉纳航空学校、伊斯特陆军航空学校等学习，成绩优异。1927年初回国，任中校教官，成为东北军空军的“八大金刚”之一。东北军空军并入国民党空军后，白景丰一度任蒋介石专机班主任。然而不久，由于老东北军将士受到排挤打击，白景丰被贬为保山飞机站站长。高志航在对日作战牺牲后，他的孩子竟流落街头，使白景丰极为寒心。无奈之下，白景丰转投汪伪，1942年任航空训练处上校处长，1945年1月任伪航空训练处高级教官署少将主任。不久，伪常州航校搬到扬州，成立了航空处，白景丰任航空处少将主任。

第二天，黄哲夫借周致和的名义找到白景丰。经过一番交谈，白景丰愿意参加起义。他对黄哲夫说：“我早就想投共产党了，可是没有人联系啊！”黄哲夫把最近活动的情况一一告诉了他，并约他去南京开会共商大计。由于白景丰可以掌控扬州机场、调动扬州机场的飞机，所以有了白景丰的加入，为驾机起义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白景丰还说到吉翔也想投奔共产党，请他一起参加起义。吉翔，山东昌邑东章村（现潍坊市峡山区）人。青岛铁路大学毕业后，吉翔想在青岛求职，以便照顾母亲。不料，同村一位在国民党军中为官的族人想让其子和吉翔从军，于是从中“作梗”，吉翔多次求职都没有成功，便报考了汪伪国民党空军航校，毕业后在常州航校任飞行教官。

听了白景丰的介绍，黄哲夫找到吉翔，二人一拍即合，并约定了到南京开会的时间。

在准备参加起义后，吉翔捎信给昌邑的母亲,让母亲到青岛和他会面,并要她带上吉翔在家穿的皮袄。吉翔的母亲不明白，南方天气暖和，儿子怎么想起要家里的皮袄呢？虽有疑惑，可母亲还是按照儿子的要求，如约赶到青岛。见面时，吉翔告诉母亲他要投奔八路军了，能驾飞机就驾飞机，如起义成功会给家里来信的。

在南京，周致和将黄哲夫联系新四军及扩大联络起义人员的情况告诉了何健生。何健生是最早与周致和酝酿起义的，但当时没有取得进展，想不到时隔半年多，事情的发展已是如此之快。

金陵聚义

7月底的一天，在南京珠江路珠江饭店二楼的一个小房间，周致和、黄哲夫、秦传家、白景丰、何健生、吉翔如约而至。这是六人第一次集中在一起，共商起义之事。首先，黄哲夫谈了找共产党的经过，传达了粟裕司令员的指示、中共中央的复电和程明的具体意见。接着，研究如何开展下一步起义的各项准备。白景丰说，计划组织一个飞行日，率领所有可以起飞的飞机到新四军那边去；吉翔去找个临时迫降场，布置地面信号；地面人员由何健生率领到杨家庙，请新四军派武装部队接应。大家还讨论了飞延安的计划和航线，议定起义地点为南京或扬州。会议还计划由周致和负责设法将飞机搞到手，并任正驾驶，由黄哲夫任副驾驶、领航，并负责继续同新四军保持联系。秦因不是伪空军人员，则随机应变，协助起义。分工后，大家各自准备。

会后，周致和对黄哲夫说，“国府”专机有三架，即建国号、淮海号、和平号，现停放在南京明故宫机场，由日本航空公司代管。因此要找个日语讲得好，而且可靠的飞行员来协助他。黄哲夫便推荐了伪空军少尉飞行员赵乃强。赵乃强，吉林省永吉县人，1923年10月出生。1941年到南京找老乡时，出于生计报考了伪航空署常州航校，学习飞行，与黄哲夫是同班同学。在校期间受到周致和、何健生进步思想的影响。两年后毕业任少尉飞行员，后随航空队转场到扬州机场。

南京聚会后，何健生将梁玉珍介绍给黄哲夫。黄哲夫将扬州杨家庙程明的联系方法告诉梁玉珍：“于飞介绍来找程明有事相商。”

8月12日清晨，黄哲夫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到南京中央饭店找周致和，但扑了个空，心中不踏实。他请人给何健生带信，要何健生“速回扬州”，随即就匆匆离开中央饭店，坐上从南京去镇江的火车。到镇江码头时，去扬州的船已经没了，就去金山饭店住宿。在那里碰到一个航校老同事，告诉他说，扬州到处在捉共产党，江苏省保安处已经下密令通缉他。黄听说后，立即换了一个住地。

13日凌晨，黄哲夫赶到扬州城外，绕到城西瘦西湖，藏在五亭桥附近的树荫里，花钱托一个村民捎信给白景丰。不久，白景丰的夫人刘晏如带着女儿小君坐着黄包车赶来，说白昨天已调去南京。黄哲夫对刘晏如说：“现在敌人已经密令捉我，白主任、周致和、何健生如果到扬州找我，就告诉他们，我到杨家庙新四军那里了，可派人找程明和我联系。”

在南京的何健生接到黄哲夫“速回扬州”的信后，意识到起义地点很可能选在了扬州，便于当日下午携一家四口、梁玉珍及其弟弟、妹夫三人和机械士陈静山夫妇一行九人立即从南京赶至扬州。何健生身穿伪军上校军装，先进城打听白景丰的情况，其他八人留城外等候。因白景丰在南京未回，何健生急忙出城，吩咐梁玉珍及其弟梁文协、妹夫吴景涛立即去杨家庙向程明同志汇报，请示机宜。

天赐良机

就在周致和苦苦思考如何得到九九双发运输机的时候，16日接到将要送汪伪陆军部部长、湖北省省长叶蓬回武汉的任务。因周致和与叶蓬素有交往，叶便要周送他回武汉。

8月18日，周致和安排赵乃强到南京明故宫机场给“建国号”加油和检查飞机。由于赵乃强懂日语，又是奉伪军委会的命令，因此机场的日本人打电话核实了一下，便照办了。19日上午，周致和、赵乃强二人驾驶汪伪“建国号”专机将叶蓬一行送至武汉。飞机抵达汉口机场，周致和没有关机，待叶蓬一行下机后，马上飞回扬州机场着陆。周致和对赵乃强说：明天一起走，并约定了时间。周致和并没说明天去哪里，但赵乃强心知肚明。

周致和一到扬州，就赶到白景丰家，其妻刘晏如说，白景丰已被调到南京待命，黄哲夫去了解放区杨家庙。周致和又找到何健生，紧急商议后决定：明天起义。在南京的白景丰、吉翔来不及回扬州，就分两路走，由周致和等先在空中走，其他人员从陆路跟上。随后，周致和派人与黄哲夫取得了联系。当晚，黄哲夫将已搞到飞机并于20日起义的消息向程明作了汇报，请程明通过苏浙军区向延安发报：“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周致和则通知与其关系较好的扬州籍飞行员管序东到扬州绿杨旅社密会。

管序东，1921年出生于扬州江都农村。高中毕业后到一家布店学徒。1939年考入上海伪海军学校。学校由日本军人管理，实施奴化教育，管序东深感屈辱。1941年转考到常州伪中央航空学校。由于学习刻苦、思想进步、飞机技术好而受到周致和、何健生的器重。管序东也表示愿意随周致和投奔光明。1945年8月，管序东正筹备中秋节与王浦青订婚。

周致和见管序东来了，指着床头一堆从新四军方面找来的报纸说：“你先看看。”管序东一见，就明白了：“飞投新四军？”周致和点点头，从包里取出一大叠伪币，说：“这些到那里就没用了。请你父亲想办法兑换成黄金，就说我们明天要去上海搞趟买卖，很快就飞回来的。”管序东请父亲到天宝银楼换了一些金条、戒指等物。

后来管序东在街上碰到在常州航校开除黄哲夫、时任扬州机场副总队长的彭鹏。彭鹏对管序东说：“小管，可别跟周致和乱闯。当心，你的家就在扬州。”管序东心里一惊，生怕他知道了行动计划，忙向周致和报告了这一情况。周致和说：“姓彭的只知道我们去上海。我已和他达成协议：我们多多给他钱，他给我把飞机加满油。此外他说他的，不用理他。”

下午，周致和找到彭鹏，塞给他两根小金条，并说下次来扬州一定给他带来他最喜欢的礼物。随后，何健生又给彭鹏100元，邀请他和何健生妻子邱淑仪等打麻将，而且让他只赢不输。就这样，彭鹏给“建国号”加满了油。

起义前夜

傍晚，周致和和何健生在绿杨旅社的茶社喝茶、听清唱。目的是在热闹的公开场合露面，表示一切照常，若无其事。晚9时许，在周致和的住处，周致和打开地图，对管序东讲了明天的飞行路线：从扬州起飞，经开封、潼关，然后转折北上延安。

看完地图后，周致和关切地对管序东说：“你应当留一封信给你父亲，暗示去向，说明暂不能归，劝他暂离扬州先到别处去住一段时间，以防航校或孙良诚的人马到你家找麻烦。”于是，管给父亲写了封信，给未婚妻王浦青写了一张便条，善言劝她重新安排生活，切勿因此延误青春。管序东请同住绿扬旅社的何健生将两封信和订婚戒指转交他父亲。为了起义，管序东毅然选择了抛弃家庭和个人幸福。然而，痴情的姑娘始终不渝地等着心上人。

管序东回房休息后，何健生再次来到周致和房间，紧锁房门。做事缜密的何健生发现门缝和钥匙孔有漏光，周致和敏捷地撕开报纸，一一塞紧。二人拿出一张航空地图铺在床上，再次研究了航线：航线全长为1100多公里，沿线都标注了地标。全程分四段飞行，每段航线记住一两个地标识别来检查航迹就行了。何健生说，一定要避开空中走廊的日军防空设施，同时还要注意国民党的火力，如遇到特殊情况按预案应变。

飞向延安

1945年8月20日一早，何健生来到周致和的房间，看到周致和和管序东已做好出发前的准备。何健生不再说什么，只是和他们紧紧握手告别。

6点多，周致和与管序东各乘一辆黄包车，赶往扬州西郊机场。赵乃强已在飞机上等候。在即将发动飞机时，周致和故意大声地对地勤说：“谁和我一道去上海做生意啊？”一旁的机械士沈时槐、黄文星心有灵犀，回答说：“我去！我去！”便登上了飞机。让地勤、维护人员参加起义，也是周致和的精心安排。他知道，如果没有地勤、维护人员，到延安后飞机的正常使用、维护就得不到保障。

飞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在减速掉头对风向时，有一人从跑道旁的草丛中跳出来，跑向飞机。周致和看清是黄哲夫，忙将飞机停稳，让黄哲夫上了飞机。原来他一大清早就来到机场，远远看见飞机周围有人，怕警卫营抓他，便隐藏在草丛里。黄哲夫进了机舱，飞机加大油门升空，向西飞去。

航线上有几处是敌机场空域，很容易被敌机发现和拦截，所幸那天云海茫茫，成了空中保护伞。当飞近黄河时，浮云渐散，飞机暴露在空中，大家十分担心，对照地图检查地标后，发觉偏离了原来航线。虽然事先作了较详细的航行计划，可这是一次特殊飞行，根本不知道空中的风速和风向，只好靠飞机上的磁罗盘保持航向。他们根据地标航行，在紧张、焦虑中飞了近四个小时后，到达风陵渡，看到机翼下洛河波光粼粼。到了洛川，转向北飞，远远就看见延安宝塔，大家在机舱里不禁笑逐颜开，大喊道：“哎！到延安了！”

延安，群山起伏。由于下降高度过低，被山头遮挡了视野，起初他们没有看到飞机场，而此时，油料快用完了。周致和焦急地说：“糟糕，没有机场呀！”黄哲夫说：“不会没有的，粟司令说有机场，不会错，爬高些再找找看！”飞机爬升后，在右翼下方河边果然看到了一个土机场。飞机急速转弯、下降，终于安全着陆在延安机场。

延安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石蕴玉参谋接到机场卫兵的电话，赶到机场，热情接待了机组人员。6人被安排住进卫戍司令部招待所，换上了八路军新军服，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常乾坤、王弼等首先来看他们。大家是同行，谈得很融洽，常乾坤和王弼兴奋地说：“人民军队在研究建立空军，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第二天，“建国号”起义人员给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致敬信，汇报了起义经过及还有一批航空人员即将前来解放区的情况，表示了参加革命的决心。在签字的时候，他们分别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既是出于保护家人安全的考虑，更是纪念机组人员新生命的开始。周致和、黄哲夫、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依次写上新名字：蔡云翔、于飞、张华、顾青、田杰、陈明秋。

新华社有两名记者对“建国号”起义机组人员进行了采访。考虑到还有一批地面起义人员还未到解放区，消息公开发布后会给他们带来不利。蔡云翔和于飞等商量后，建议不要公开报道“建国号”起义的消息。也正因为如此，“建国号”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一度为人误解。

晚上，八路军总司令部宴请了“建国号”机组人员。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及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出席了招待会。他们与起义的英雄一一热情握手。机组人员汇报了起义经过。朱德总司令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总部欢迎你们起义来延安。现在抗战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蒋介石、国民党还到处搞‘磨擦’，准备打内战。日伪军还在顽抗，不向我们投降。所以，现在前方还天天打仗。我们已经解放了许多中、小城市，我们不希望发生内战，但蒋介石要打内战，我们也不怕，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他又说：我们也要搞空军的，但是人才太少了，你们来得正好。”叶剑英参谋长说：“毛主席知道你们到延安，很高兴。头一天晚上收到电报，没有想到你们第二天就到了。你们的飞机是8月20日飞到延安的，经过研究，这架飞机今后就叫八二○号飞机。”

没几天，延安召开军民大会。听说八路军有了飞机，而且要高空撒传单，许多群众带着干粮，长途跋涉前来观看。八二○号飞机由张华驾驶，蔡云翔、于飞一前一后坐在一旁，他们看着舱外巍峨的宝塔山和蜿蜒的延河水以及来看飞机的延安军民，激动不已。五颜六色的传单从天而降，一时间“八路军有飞机了”的呼声响遍延河两岸。

8月28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从延安飞赴重庆，参加重庆谈判。登机前，特地在万人欢送的专机旁，接见了机组人员。伟大领袖的高大形象和亲切关怀，在机组人员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地面起义

8月20日上午，何健生从绿杨旅社搬到了湖北会馆，吉翔和妻子也到了这里。中午就有消息传到扬州：周致和等驾机起义，投奔共产党了。

午饭过后，扬州机场一个姓陆的中校机务长和一个姓陈的少校飞行教官找到何健生和吉翔，气势汹汹地说：“周致和的飞机不是去上海，而是飞延安了。他们早就做了投降共产党的准备。不过很可惜，飞机飞到郑州附近发生故障机毁人亡了。”面对不速之客及让人震惊的话语，吉翔不露声色地说：“自己的门前雪都难扫，他人的瓦上霜哪有闲心去管。”好像是事不关己。何健生接着说：“老陆从不讲假话，他是提醒我们在乱世之秋要留心、不上当，是关心我们年轻无经验的后辈，我们表示衷心感谢。”陆、陈二人见何健生、吉翔镇定自若，便无趣地走了。虽不相信刚才陆、陈二人的胡言乱语，但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之前，何健生、吉翔的心中一直忐忑不安。

黄昏时分，已进入扬州北郊解放区的梁玉珍根据程明指示秘密回到扬州城，与住在湖北会馆的何健生、吉翔接上头，向他们转达了周致和等已驾机成功飞到延安的消息。梁说：“上面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能再搞到一架飞机飞走更好，情况不允许就赶快从地面撤走！”何健生找到白景丰，经过商量，觉得再搞一架飞机可能性不大，至于地面人员起义要尽快行动。为减少目标，决定采取分散行动、分批前往。

经过一天的准备，8月22日，何健生、吉翔（飞行员）、陈静山（机械师）夫妇，以及何健生的妻子邱淑仪和子女何国胜、何国贵从扬州出城，进入北郊的解放区杨家庙。白景丰、刘晏如夫妇一行十余人在8月底到达新四军军部。秦传家在10月间进入解放区。到解放区后，白景丰改名为白起。

在白起、何健生、陈静山、吉翔经盱眙县黄花塘奔赴东北时，在山东海阳县留格区修好了当地民兵缴获的一架日军飞机“宣武号”，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第二架飞机。

参加筹建第一所航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从扬州起义的“建国号”机组人员及地面人员，很快投入了人民空军的建设，在创办人民空军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11月，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航空委员会，蔡云翔是成员之一。不久，沈阳航空队成立，蔡云翔任队长。1946年元旦，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成立，朱瑞任总队长，常乾坤、白起任副总队长，蔡云翔任民航队队长。1946年3月1日，人民军队的第一所航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成立。常乾坤任校长，白起任副校长，蔡云翔任教育长，何健生任训练处处长，吉翔任飞行科长，于飞任理论教育科长，张华任翻译科长，陈静山任飞机修理厂厂长，顾青任飞行大队副大队长，田杰、陈明秋任机务大队正、副队长。

1946年5月，航校第一期飞行教员训练班开班，蔡云翔、吉翔是教员，而张华、顾青、秦传家都是训练班成员。他们从训练班结业后也成为航校的早期教员。创办航校初期，环境恶劣、物资匮乏、条件艰苦、重重困难。由于没有初、中级教练机，白起、何健生支持常乾坤提出的直上高级机的想法，这在世界航空史上都是没有过的。经过反复实践，直上高级机的训练方法取得了成功。为解决飞机缺少飞机燃油的难题，白起带领陈静山等人组成的攻关小组成功制成高纯度酒精代替汽油，并亲自架机试飞成功，成为中国航空史上用酒精代替汽油试飞的第一人。何健生还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航空教具。陈明秋、田杰则千方百计用废弃的零配件组装飞机，用拆东补西的办法解决训练飞机缺乏的困难。

就在起义人员为建设人民空军而大显身手的时候，蔡云翔、吉翔却在两次飞行事故中不幸牺牲。1946年6月7日，吉翔在执行飞行教学任务时，飞机上升还不到100米时，发动机出现故障突然熄火。作为飞行教员的吉翔深知飞机飞行高度在100米以内，若发生故障，只能作直线迫降，不允许作转弯飞行，否则飞机有失速坠地的危险。然而，当时条件极为困难，供飞行教学的初、中级教练机只剩一两架，所以吉翔首先想到的是保住飞机。他努力做一个180度转弯想回到机场着陆，但飞机还是失衡坠地。吉翔当场牺牲，另一飞行学员身负重伤。

6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指示航校派飞机运送东北币，航校派飞行技术最好的蔡云翔执行这项重要任务。蔡去翔驾驶双发运输机从牡丹江起飞时，飞机已经满载。中途在敦化着陆加油时，有几个干部南调，顺便搭乘飞机去通化，使得飞机负载超重。飞机起飞后很难拉起，蔡云翔便选择了一块从空中看似乎是被火烧过的空旷路面，紧急着陆。不料，飞机撞在一棵树桩上，爆炸起火，全机人员遇难。

1946年8月20日，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在航校检查工作，在牡丹江当时最好的会英楼饭店，以东北军区司令部的名义，纪念“建国号”飞机起义一周年。“建国号”全部起义人员及家属，都参加了这次纪念会。会上，刘亚楼对起义全体人员，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扬，对光荣献身的蔡云翔、吉翔表示崇高的敬意。

蓝天永远铭记

此后，扬州空军起义人员在人民空军建设的不同时期，都作出了他们的贡献。

于飞，在东北老航校历任飞行教官、科长、飞行大队长、飞行技术检查主任，曾任1951年、1952年首都国庆阅兵空军中心指挥主任。1956年，转业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国家体委，先后任航空干部训练班副主任、滑翔学校副校长、国家体委计划司器材处处长、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司局级）。1990年离休，单项享受副部级待遇。2017年4月20日逝世。

张华，1950年10月从东北老航校被选调到北京飞行队，进行驱逐机训练。抗美援朝时任空二师四团副团长，参加轰炸大和岛美军基地等战斗。1952年到上海担负防空作战任务。后历任团长、副师长、基地主任、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等职。1983年6月离职休养。

田杰，曾任东北老航校机务主任。人民空军第一个防空作战中队北平飞行队（南苑飞行队）成立后，田杰负责将沈阳飞机翻修厂的飞机维修、试飞后，交给南苑飞行队。后来这些飞机参加了开国大典的检阅飞行。1966年至1972年，田杰参与了歼教5、歼7等飞机的技术鉴定，是歼教5试飞和鉴定技术小组的技术组组长。

陈明秋，1977年至1981年任广州军区空军装备部部长。

在扬州空军起义人员中，也有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走过了一段曲折坎坷的人生之路。

白起，是东北老航校第一任副校长。1949年12月任军委空司航行处副处长，1952年调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任副主任，1954年10月调山西临汾十二航校任副校长。1958年６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销原有职务，降为连级，转交地方实行留用察看。后又下放到河北省滦平县窟窿山水库劳动锻炼，1960年初病故。1979年4月，空军政治部对白起冤案进行了平反。

何健生，曾任东北老航校第一任训练处长。1949年5月起，先后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兼中央航空公司机航组军事代表、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六科副科长兼大校场航空站站长等。1953年，调任军委空军司令部情报处照相科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山西太谷县饮服公司照相馆当摄影师，1976年退休。1979年平反，恢复名誉，享受副师职军队离休干部待遇。1991年4月逝世。

顾青，在东北航校历任参谋处主任、学员飞行大队副队长、机械实习室主任、飞行教员等职。1947年7月执行任务时，由于遭遇恶劣天气，飞机罗盘失灵，误飞到苏联境内。本是一次飞行失误（当时飞机条件十分简陋，迷航的事时有发生），却被诬为叛国投敌，判刑入狱。1969年刑满后留引龙河农场就业，直至1982年退休。尽管顾青蒙受不白之冤，但当初的恋人王浦青在得到消息后一直关心他、相信他。1984年顾青平反，享受副专员级待遇。顾青和王浦青在相恋40年后终于结为连理。1985年10月，顾青任江苏省政协委员、文史专员。2004年5月病逝。

吉翔的身后事也值得一提。起义成功后，吉翔及时给母亲写了信。吉翔家人作为军属得到了当地人民政府的照顾。然而，家人对吉翔牺牲并不知情，并由此中断了联系。解放后，有人竟对吉翔的身份产生怀疑而停止了他家人的军属待遇，以致吉翔的后人对其情况一直十分模糊。直到20世纪80年代，吉翔之子才从报刊上了解到父亲参加起义的情况；到2000年才知道父亲早已牺牲，并安葬在牡丹江南山烈士陵园。2011年清明节，吉翔的子孙第一次赴牡丹江烈士陵园为先人扫墓。吉翔之子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寻父之谜终于解开。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然而，“建国号”起义人员的英雄壮举，人们不会忘记，人民空军不会忘记。蓝天永远铭刻着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