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什么样性质的政权，是近代以来中国各种进步政治力量思考的重要命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逐步确立苏维埃制度，并在根据地局部执政。恽代英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直接参与和推动了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其关于苏维埃的政治主张与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倡议“职业普选制”视野下的“苏维埃”

苏维埃原本是俄文совет（Soviet）的音译，意为代表会议。1919年，张君劢随梁启超游历欧洲，在瑞士期间买到一本俄国新宪法文本，便连瑞士山水都不去游览，迅速将其译成中文，文中将俄文Soviet译成苏维埃。汉语苏维埃一词由此而来。辛亥革命后，中国开启了学习西方民主政治的大规模实践，但以政党为中心的代议制议会政治屡遭武人强权破坏，国人颇为失望。

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反思欧洲代议制弊病的热潮中得到启示，转而引介、推广职业代表制。1923年，陈独秀明确指出，民初议会无阶级基础，既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也不能代表民意，只能用革命的手段废除，“改用由现存等团体（如工会、商会、教育会、律师公会等）选举的国民会议、市民县民会议，代替现在职业议员的国会及各级地方议会”。新近传入国内的苏维埃制度，正是被看作职业代表制的一种形式被提倡。

1923年夏，恽代英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委委员、宣传部部长，与邓中夏等一起创办和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受到泛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恽代英对苏维埃制度的理解最初也是按照职业代表制的思路展开的。他认为，“苏维埃制，即不用地方选区为选举单位，而用生产者的职业团体为选举单位，他们随时可选举或撤回代表，或命令代表提案，或请求复议，故亦有直接民权之妙用”。恽代英分析了议会制度何以在中国闹到如此田地，根源就在于“议员的被选只在有钱为限制，被选以后，只有议员任意作为，人民没有制裁他的方法”。因此，“民国十余年国会之丑史，久为人所唾弃，即知此制之弊害”。在恽代英看来，尽管美国、瑞士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选举仍以人口地域为单位，但“究不如俄国之以职业或产业组织为单位，选举人容易集合起来，严格的监督议员”。

恽代英主张通过实行职业普选制来彻底改良中国政治。他指出，“将来的选举，不应以地方人口的比例为主，应以职业的类别为主”，“要澈底改革政治，须先从施行职业选举着手”。他梳理了“制限选举制”和“普通选举制”的弊端，指出“制限选举制”的议员“常常作人的留声机，做出来许多违犯民意倒行逆施的事”，“近代世界各国的趋势，制限选举制度，将要宣告死刑”。而“普通选举制”亦存在三种弊病，“常使多数之无识者压制少数之有识者”，“常使无业的流氓如政客等压迫多数平民”，“使国家权力偏于下流社会”。

关于职业普选制如何具体施行，恽代英写道：“职业选举以职业为单位，以地方为区域，以选民数为比例，平均分配投票权和当选权。”职业普选制选出的议员与被代表者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能够克服前两种选举制的种种弊病，恽代英认为其至少有几方面的优点：“当选之人定能胜任不至有卑劣的行为”“可以革除人情运动，金钱买卖的弊病”“政府和野心家不易收买”等等。对于县以下如何开展职业普选制，恽代英亦做了充分的考虑，建议分农界、工商界、学界等界别进行选举。

应该说，实行职业普选制是恽代英早期民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党（团）内报告、通信中多次倡言这一主张，他甚至认为，“建设一个平民政治除了实行职业选举制度以外，再无良法了”。

推动以工农兵为主体的苏维埃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指出：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类似的以苏维埃、劳农专政等为目标的话语，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文件中屡见不鲜，但仍停留在纲领和宣言里，并未付诸实践。

中国共产党实行苏维埃模式，有一个从长远目标到现实选择、从社会主义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是从其本来性质和目标上理解苏维埃制度，视之为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私有制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模式，而非当下的现实选择。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伐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才逐步提出“全国工农兵大联合万岁”等口号。恽代英也进一步明确工农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是革命的主体力量。1924年4月，他在《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文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初步分析，指出：“真正与一切统治阶级利害完全相反的，只有农人与工人”，“农民哪一天觉醒，改造的事业便是哪一天成功”。他号召革命青年到田间去、到农民中去，去接近农民、学习农民、教育农民、研究农民，调查他们的生活实在情形，“这是中国革命最重要而且必要的预备！！！”对于工人阶级，恽代英指出：“产业工人确实是革命的主要力量，只有他（们）能做民族革命的主要军队。”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迫于革命现实，不得不打出苏维埃的旗号。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发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先后建立了湖南茶陵，江西遂川、万安、宁冈等县工农兵政权。1927年9月至11月，彭湃领导广东海陆丰起义，先后建立了陆丰、海丰县苏维埃政权。1927年12月，张太雷等领导广州起义，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经过一系列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必须要和以前的国民党划分界限，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1927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布：“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恽代英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他主编《红旗》号外，刊登由他主持起草的《告全国工农兵群众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等文件，阐述了为广大工农兵利益而奋斗的苏维埃政府的政纲。

由于主客观原因，广州起义很快失败。1928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决议案，明确指出：“虽然广州苏维埃政权只维持三天便失败了，党的任务依旧是可以在一省或数省之中，领导工农兵群体为夺取政权而奋斗，不当坐待全国革命之最后胜利。”

恽代英也对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总结，指出“虽然有两三万人参加暴动，大部分群众仍旧没有起来”，“在暴动中必须将权力交给下层工会、农会，以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对于革命成功后，如何建立苏维埃政权，恽代英与李立三合写了《苏维埃的建立》一文，做了较为翔实的论述。关于苏维埃的性质，他指出，苏维埃是“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的意思”，苏维埃政府是“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豪绅、地主、资本家、重利盘剥者以及僧尼、道士、神甫、牧师，一切剥削压迫者、一切寄生者均不能选举代表出席代表会议。在恽代英看来，16岁以上的公民皆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直接选派代表参加各级工农兵会议，讨论和决定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政治事务，真正充分发扬民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关于乡、区、县、省等各级苏维埃代表的选举，具体设想是乡苏维埃20至50人，区苏维埃50至100人，县苏维埃300人以上，省或割据区域苏维埃300人以上。苏维埃政府根据需要设立各部处及各委员会，以办理各方的事务。区、乡苏维埃得设立秘书处、土地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公路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公用委员会、镇压反革命委员会等。省、县、市苏维埃得设立秘书处、土地委员会、农工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财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司法委员会、镇压反革命委员会等。

对于如何促成苏维埃革命的胜利，恽代英强调，“中国的工农兵贫民已经起来暴动，已经起来向豪绅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只要能够将一乡的敌人势力驱逐消灭，便要即刻为那一乡建立乡苏维埃”，“在暴动已获胜利地方，先建立起县、省或全割据区域的苏维埃，以号召在他范围内的工农兵贫民群众”。在恽代英眼中，只有苏维埃政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全中国工农群众都应当起来为苏维埃政权奋斗。

初步总结苏维埃政权建设得失

随着轰轰烈烈的苏维埃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各割据区域开启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初步实践。恽代英从毛泽东开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在其主编的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经常报道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1930年2月15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厦门召开。恽代英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出席指导大会工作。他传达了中共六大和六届二中全会的指示精神，检查过去的工作，分析福建革命形势，确定政治路线和工作方针。会后，恽代英到闽西苏区考察。根据调查情况，3月12日，在《红旗》第83期发表《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3月16日，在《红旗》第87期发表《闽西苏维埃的过去与将来》。

苏维埃制度作为工农民主专政政权的政体，始终坚持为民执政、执政为民。恽代英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个个人是主人翁、个个人应当办事，所以个个人应当说话、个个人应当负责。恽代英指出，“闽西不是什么普通的革命，他是造反，他是要闹一个天翻地覆，把全世界翻转过来”。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许多事都是靠着开群众大会解决”，“他们分田地，便是由群众大会自己讨论，自己定出分配的标准，自己指定调查并照料分配的人”；“即令他们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争端，亦是很容易办的，他们那时仍旧是开群众大会解决”。

恽代英高度肯定了苏维埃政权建设取得的成绩。在此之前，“有些农民一年都没有米进口，并且连红薯亦没有吃，他们只有吃红薯渣”；而这之后，“无田地或少田地的农民都分得了田地，成年吃薯渣的贫农都改吃白米，乡村的水沟、桥梁、道路都大加修理起来，很多地方组织了合作社来抵制商人抬高物价的剥削，并且用很低的利息借款给贫苦农民，疾病可以找到公共的免费的医生与很廉价的药品，工人实行只做工八小时，还要加赠工钱，妇女解除了一切社会的与家庭的约束压迫，获得了一切的自由”。

当然，对于此种新的政权组织形式，还是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刚成立苏维埃的地方，“每开会多是几个领袖发言，农民只在台下点头或鼓噪，表示赞成与否，而且多半是赞成领袖提出的意见，妇女发言多半不受人重视”。而且，群众的创造力、主动性还未能充分发挥，一些政治安排还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机械式贯彻执行，缺少真正的民主讨论。例如，“办理合作社、俱乐部、列宁学校等，都是由县苏维埃乃至各县联席会讨论规定办法，交各乡执行”，“苏维埃最高执行权力实际还是在委员会”，“代表会议或群众会议好像还只是一个讨论咨议机关”。正因如此，人民群众虽然都认识苏维埃政权的好处，但仍觉得只是一部分上级领袖、委员替他们做事的好政府，还不能完全认识到苏维埃的实质是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机关。

对于这种情况，恽代英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人民群众从臣民向公民的身份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在他看来，人民没有组织，他们便不容易集合起来行使主权，但只要适当引导和教育，人民自然容易由此学习开会议事等种种习惯，“亦然后知道公民权利义务的真性质”。恽代英认为苏维埃政府必须担负起教育人民的责任，苏维埃政府理应更多给人民创造试验参政能力的机会，使他们由经验得着切实的教训，“在各种不至危及民治根本的事务上，应尽量使人民有使用政权的余地”。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扩大，恽代英认为这些缺点应渐次改进。最为重要的是要走好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够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贯彻。他指出，要由党指挥，使许多党员到农民工人中间去，“在平常的时候，我们要做教育与娱乐的工夫，要研究农人工人各种有利害关系的问题；在有事的时候，要引导农民工人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只有经常性地深入工农群众，农民工人才会渐渐团聚而行动起来。

正如恽代英所言，工农群众在阶级的敌人长期统治与欺骗宣传之下，现在还是第一次建立自己的政权，自然不会一件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的。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因此就包办革命，“没有群众，单是几人出出风头，怎能使革命成功呢？”苏维埃是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工农群众有机会参与政治，我们应该做的是逐步提高工农群众参与政治的能力。恽代英批判了工农与政治绝缘的错误论调，更多地反思谈论政治的方式方法是不是脱离工农群众的实际。他指出，我们今天所鼓吹的政治知识，都是国际的，或全国的大问题，有时还偏于抽象的理论去了。工农群众对抽象的理论和空洞的口号自然不感兴趣。如何引导工农关注并参与政治，须注意从他们身边的、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事情谈起，“须从一县，一乡，一区，一厂的公共事务说起”，“请他们大家讨论这些事务的利弊”。应该说，恽代英对中国共产党在闽西苏区局部执政经验的初步总结，对当时全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苏维埃区域和工农红军的大发展，表明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客观条件日渐成熟。1930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告正式成立“苏代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中准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就是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一些法令草案。在此过程中，周恩来、瞿秋白、恽代英等对这项工作很关心，曾参与商量。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尝试。

恽代英在苏维埃革命和政权建设进程中，展示了其历史主动性、创造性和献身精神，在许多方面为苏维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中共常州市委党校专职副教育长、常州三杰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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